是非、善惡在特定的時空内，是有标準的。
然而，時空越大，其标準就越模糊。
大到整個宇宙，長到幾萬年，就無是非，無善惡了，因為整個時空隻有一個最高的法則——陰陽反正。
可是有限的人生總想永遠處在最佳狀态，即所謂“人不要老，錢不要少”。
這裡就告訴你一個秘訣：“欲窮不得、欲達不衰、欲貴不賤”的奧妙。
[議曰：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
然而用失其宜，反以為害。
故著“反經”一章以明之也。
]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禦法者非其人矣。
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
”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
——[反仁也。
議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
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
”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
【譯文】
[在讨論治國之道時，人們曆來認為仁義、賞罰是治國的總綱，是基本國策。
然而，如果仁義、賞罰的方法使用不當，反而于國于民有害。
因此特别撰寫了“反經”這一章來說明這個問題。
]
我聽說夏、商、周三個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為三代的法規制度過時了，而是因為執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選。
這證明所謂法制，亦即前代聖君的主張、路線，如果沒有合适的人選，就不會憑空得以貫徹實行。
所以戰國時的尹文子說：“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種政治措施，是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唐堯、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
”
[仁愛這種政治主張，本來是要普遍地、一視同仁地愛全國的民衆，可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會生出偏心來，鼓勵了某些人的私欲。
這就是仁愛的流弊。
《禮記》中講過：從原則上講，給某一家的獎勵、優待不應該普及于全國。
在國家機關服務的人，做官當領導，不應該假借公家的名譽為自己撈好處。
孔子說：“做皇帝的愛天下老百姓，各地諸侯愛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過自己的範圍去愛人家的人。
”所以要有這樣一種規範，目的就在于反對私人恩惠的出現。
由此可知，作為一個賢明的國王，特别憎惡那種假公濟私、收買人心的行為。
]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
——[反義也。
議曰：忘身殉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
若趙之虞卿，棄相捐君，以周魏齊之危。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
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故毛公數無忌曰：“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為得。
”凡此之類，皆華僞者。
]
【譯文】
節義這種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個德行的标準，結果成了某些人嘩衆取寵、背棄大節的借民走向了節義的反面。
[犧牲性命以殉國難，面對國之存亡與生死抉擇而志不可奪，這才是真正的大義。
假如象趙國宰相虞卿那樣，宰相不做，偷偷逃離趙王，來幫貧賤時的朋友魏齊逃難；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無忌那樣，偷了國家的兵符，假借國王的命令出動三軍，幫助趙國的平原君打退了敵人，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們卻都背棄了國家利益。
朋友之間的情義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職守、克己奉公的大節卻廢棄了，所以趙國隐士毛公責備魏元忌說：“這樣做，對趙國雖然有功，對魏國卻有害無益。
”
舉凡這一類事情，都不過是為了私人情義給自己貼金罷了。
]
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情慢——[反禮也。
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于劄，躬化為可耳。
”故罷之。
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
”夫節苦難貞，故生情慢也。
]
【譯文】
禮儀規矩的建立，是為了讓人們的言行恭敬嚴謹，但是懶惰和散漫也會同時産生，結果走向了“禮”的反面。
[漢文帝的時候，有人建議制定禮儀法規，文帝說：“繁文缛節的禮儀，矯柔虛假的形象，對真正的文明禮貌沒有好處，以身作則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
”于是下令不再談這個問題。
郭嘉曾經對曹操講過：“袁紹繁瑣的儀式和禮節太多，不象曹公你這樣直截了當，本色自然，這就從道義上勝過了他啊！”這就說明，遵守繁瑣的禮節到了讓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難了，于是人們隻好逃避、偷懶。
]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反樂也。
《樂》書曰：“鄭衛之者，亂代之音。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固順于耳目。
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僞。
僞彩淫泰，非所以範人之道。
”]
【譯文】
文學藝術，本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