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出現之前，他的說法也很明顯是傲慢自大的，因為在2008年，我們的女性數據比現在還要少。
當你在你的統計算法中漏掉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你所創造的實際上就隻是混亂。
安德森認為谷歌是他所稱的“拍字節時代”的一個典範，他對谷歌的“新标準”贊不絕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頁面比那個好，但如果導入鍊接的統計數據說它好，那就足夠了。
不需要語義或因果分析。
這就是為什麼谷歌可以在不了解語言的情況下進行翻譯（隻要給定相同的語料庫數據，谷歌可以把克林貢語①翻譯成波斯語，就像将法語翻譯成德語一樣容易）。
”不過，正如我們所見，即使是在10年後的今天，谷歌翻譯得也并不是那麼好。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乎女性被從語言中抹去的事實，你會有同感。
所以，終究沒那麼簡單。
不過，安德森有一點是對的。
确實有一個更好的方法，而且很簡單：我們必須增加女性在各個生活領域中的代表性。
因為随着越來越多的女性掌握權力、發揮影響力，另一種模式正變得更加明顯：女人不會像男人那樣，輕易忘記女人的存在。
在電影行業中，女性更有可能雇用女性。
女記者明顯更有可能以女性視角為中心，并引用女性的觀點。
女性作家也是如此：2015年，69%的美國女性傳記作家撰寫關于女性主題的作品，而男性傳記作家的這一比例僅為6%。
女性對女性聲音和視角的重視延伸到了學術界。
從1980年到2007年，美國女性曆史系教師的比例從15%上升到35%——與此同時，在相近的時間段（1975年到2015年間），美國專門研究女性曆史的曆史系教員比例從1%上升到了10%——增長了10倍。
女性學者也更有可能要求學生研讀女性作者的著作。
還有女性如何解讀曆史的問題：2004年，喜劇演員桑迪·托克斯維格在《衛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她在大學學習人類學時，她的一位女教授舉起了一幅刻有28個标記的鹿角骨的照片。
她說：“據說這是男人第一次嘗試制作日曆。
”我們都欽佩地看着那塊骨頭。
“告訴我，”她接着說，“男人有什麼必要知道過了28天？我懷疑這是女性第一次嘗試制作日曆。
”
英國在2017年宣布《脫歐法案》時，《人權法案》被明确排除在修改範圍之外，但一位女性站了出來：貝辛斯托克市的保守黨議員瑪麗亞·米勒迫使政府同意發表一份聲明，要求英國脫歐後也要遵守《平等法案》。
如果沒有這一承諾，英國脫歐之後，一系列婦女權利可能會被取消，而且沒有法律補救的途徑。
在工作場所，女性往往會關注其他女性的需求，比如發育生物學家克裡斯蒂安·尼斯萊因-福爾哈德和她的基金會幫助有孩子的女博士生，她們正在制定方案解決結構性的男性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