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綜複雜的叙事，豐富多彩的情節，幽默的筆調，離奇的情與欲，不斷閃現的大膽構思——開卷後，我們會驚歎連連地沉浸在這部作品的世界中。
《薩拉戈薩手稿》是一部神秘感長存的著作。
縱覽全書，揚·波托茨基如同博爾赫斯所說的那位崔鵬[1]，不但想創作一本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同時還要締造一座讓所有讀者都如堕煙海的迷宮。
或許波托茨基曾自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不局限于唯一一個“主人公”或者說中心人物的視野和經曆，而是通過一群主角的觀點，借助他們千變萬化的視角，去創造一個世界，與此同時，還要把現有的所有叙事類型集于一書，這究竟該如何去實現？換言之，在叙述一系列故事（這看起來是波托茨基很喜歡的叙述法）的同時，怎樣才能讓它們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松散的合集？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為所有這些故事找到一個能讓它們融為一體的框架。
其實這是不乏先例的。
要綜合參考的對象有兩類故事集，一類是《一千零一夜》《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在這些作品中，框架僅僅是一種非常薄弱的外部串聯，另一類是《堂吉诃德》《吉爾·布拉斯》，這些作品裡的故事隻是作為情節主線的次要元素嵌入其中的。
波托茨基要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同時還要超越所有這些先例。
書名“薩拉戈薩手稿”本身就構成了第一層框架：我們将閱讀到的是一份于1765年放入一個鐵盒的曆史文獻，1809年，它在戰火中被偶然發現，随後由一位拿破侖軍隊的軍官譯成法語。
小說的主框架是通過一對互補視角呈現給我們的一段奇遇故事：一方面，這是一位尚未到弱冠之年的青年男子（阿方索·範·沃登）的故事，他剛剛踏入社會，面對的就是一片讓他心神不安的天地；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四十歲男人（族長）的故事，他感到自己正邁向暮年，體力衰退，難于繼續承擔應盡的職責，也無法推進組織的宏大計劃，因此希望物色一位合适的繼任者。
在異鄉的土地上，在一片屬于火山帶的荒涼地區，阿方索·範·沃登遭遇到一系列類似入會儀式的考驗：他在絞刑架下醒來，身邊是兩具風幹的屍體；盡管承受種種壓力，但他需要嚴守一個一步步向他揭開謎底的秘密，并始終忠于自己的承諾和信仰。
在孤身一人的情況下，他深入地下，用一隻長柄錘加一把鑿子來采掘金礦，他還經受了一次象征意味濃厚的水漫礦井的考驗。
他的勇敢最終赢得回報：他不僅擁有了金子和各種榮耀，兩位妻子還為他各生下一個孩子。
所有這些考驗都是由戈梅萊斯家族的族長安排的，他在一個潛居地下的組織裡擔任領袖，幾個世紀以來，這個組織一直在積極籌劃，準備有朝一日重返俗世，讓真正的宗教威揚四海（這是否有點像波托茨基同時代作家讓·保羅[2]筆下某個革命組織策劃的行動？）。
族長年輕時曾進入過一個沿襲了古埃及傳統秘儀的地下世界，他在那裡和範·沃登一樣，經曆了一場考驗勇氣的儀式。
按照命運的安排，族長應成為馬赫迪即救世主式的人物，但他自感沒有這樣的才能，也缺乏這方面的欲望。
而就在範·沃登給戈梅萊斯家族續下香火之後，能為未來實現種種宏偉計劃提供保障的金礦卻枯竭了，這片地下世界也随之在一場爆炸中化作烏有。
在這層框架中穿插着很多故事，其中很大一部分經過族長的精心編排，有的是為了影響範·沃登的言行而虛構出來的（帕切科、秘法師、利百加、猶太浪人），有的是起消遣作用的真實傳奇故事（佐托、吉普賽人首領阿瓦多羅），此外還有兩位遠行者的故事，他們的出現純屬意外，但又恰到好處：貝拉斯克斯，他也是戈梅萊斯家族的一位成員；托雷斯·羅韋拉斯，他是吉普賽人首領幼年時的朋友。
在這些故事中，吉普賽人首領的故事比重極高（從第十二天開始，一直延續到第六十一天，内容約占全書的一半），讀者不免偶爾會将他當作本書的主人公，甚至波托茨基本人也把這一部分截取出來單獨成冊，以“阿瓦多羅”的書名出版[3]。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段流浪漢小說構成了位于主框架内部的第二層框架；但就像建築上的老虎窗一樣，這層框架留出了一處處供其他主角講述自己故事的空間（貝拉斯克斯、猶太浪人、托雷斯·羅韋拉斯），而其本身又嵌套着其他一些故事。
從篇章結構上看，主框架以及第二層框架的一部分是内含對稱布局的，這在作者的最初構思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按照當時的設想，作品應以六個“十日談”的形式呈現出來，在《阿瓦多羅》一書單獨成冊出版前，所有的手稿和印刷稿都附有“十日談”這樣的副标題。
此外，“十日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結構性功能，也就是說，如果按“十日談”的方式将全書劃分為六章的話，任何一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