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這是12使徒中唯一值得欽佩的一員。
信仰不能移山（盡管很多代的孩子都被嚴肅地告知了相反的事實并且相信了它們）。
但是信仰卻能導緻人們作出那樣危險的愚行，因此在我看來信仰可以被作為一種精神疾病。
它能讓人們如此地堅信一個事物，甚至可能極端到不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論證就能為其展開殺戮或者犧牲。
基思·亨森（KeithHenson）創造了“覓母者”一詞來指那些“被覓母占領以至于他們自己的存活都變得不重要了的受害者……你可以從來自貝爾法斯特或貝魯特的晚間新聞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信仰的威力足以使人們對所有的憐憫、寬恕及人類美好的感受免疫。
如果他們真的相信殉道者死後會升入天堂，信仰甚至能使他們對恐懼免疫。
多麼好的一個武器啊！宗教信仰需要在武器技術年鑒中占據它自己的一席之地，與長弓、戰馬、坦克和氫彈站在同一條線上。
我猜想，相互适應的覓母複合體和相互适應的基因複合體具有同樣的進化方式。
自然選擇有利于那些能夠為其自身利益而利用其文化環境的覓母。
這個文化環境包括其他的覓母，它們也是被選擇的對象。
因此，覓母庫逐漸取得一組進化上穩定的屬性，這使得新的覓母難以入侵。
我在描述覓母的時候可能消極的一面講得多些，但它們也有歡樂的一面。
我們死後可以遺留給後代的東西有兩種：基因和覓母。
我們是作為基因機器而存在的，我們與生俱來的任務就是把我們的基因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但我們在這個方面的功績隔了三代就被人忘懷。
你的兒女，甚至你的孫子或孫女可能和你相像，也許在臉部特征方面，在音樂才能方面，在頭發的顔色方面，等等。
但每過一代，你傳給後代的基因都要減少一半。
這樣下去不消多久，它們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小，直至達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我們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體現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基因集體遲早要消亡。
伊麗莎白二世是征服者英王威廉一世的直系後裔。
然而在她身上非常可能找不到一個來自老國王的基因。
我們不應指望生殖能帶來永恒性。
但如果你能為世界文明作出貢獻，如果你有一個精辟的見解或作了一個曲子、發明了一個火花塞、寫了一首詩，所有這些都能完整無損地流傳下去。
即使你的基因在共有的基因庫裡全部分解後，這些東西仍能長久存在，永不湮滅。
蘇格拉底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還有一兩個活着的基因，也可能早就沒有了，但正如威廉斯所說的，誰對此感興趣呢？蘇格拉底、達·芬奇、哥白尼、馬可尼等人的覓母複合體在今天仍盛行于世，曆久而彌堅。
不管我提出的覓母理論帶有多大的推測性，其中有一點卻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想再次強調一下。
當我們考慮文化特性的進化以及它們的生存價值時，我們有必要弄清楚，我們所說的生存指的是誰的生存。
我們已經看到，生物學家習慣于在基因的水平上（或在個體、群體或物種的水平上，這要看各人的興趣所在）尋求各種有利條件。
我們至今還沒有考慮過的一點是，一種文化特性可能是按其自己的方式形成的。
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方式對其自身有利。
我們無須尋求如宗教、音樂、祭神的舞蹈等種種特性在生物學上的一般生存價值，盡管這些價值也可能存在。
基因一旦為其生存機器提供了能夠進行快速模仿活動的頭腦，覓母就會自動地接管過來。
我們甚至不必假定模仿活動具有某種遺傳上的優越性，盡管這樣做肯定會帶來方便。
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大腦應該能夠進行模仿活動：那時就會形成充分利用這種能力的覓母。
現在我就要結束新複制基因這個論題，并以審慎的樂觀口吻結束本章。
人類的一個非凡的特征——自覺的預見能力——可能歸因于覓母的進化，也可能與覓母無關。
自私的基因（還有，如果你不反對我在本章所作的推測，覓母）沒有預見能力。
它們都是無意識的、盲目的複制基因。
它們進行自身複制，這個事實再加上其他一些條件意味着不管願意不願意，它們都将趨向于某些特性的進化過程。
這些特性在本書的特殊意義上說，可以稱為是自私的。
我們不能指望，一個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