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盆記》堪稱中國曆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如果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推算，現在已經過去了近990年。
然而至今說起，依然令聞者毛骨悚然。
曆史上對這一恐怖事件進行最初記載的，是元代一位不具名的戲劇家撰寫的劇本《叮叮當當盆兒鬼》，單從名字上看，就讓人感到一種邪惡入骨的童趣。
經過後來曆代戲劇家的改造和加工，這出戲的名字變成了《烏盆記》，也叫《奇冤報》或《定遠縣》。
故事的情節雖無大改動，但是個别人物的名字和以往大不相同。
故事恐怖到何等地步？
清朝光緒年間，慈禧太後曾請英國使團聽譚鑫培演唱京劇《烏盆記》。
席間，慈禧問英國公使是否聽得懂，公使回答說：“戲詞沒聽明白，但從演員悲惋的唱腔中，感覺到一個幽靈在哭泣。
”
民國時期，戲園子裡上演《烏盆記》，曾經不止一次地吓死過人，有些戲園子門前貼出的海報幹脆就警告“膽小者莫入”。
邵飄萍主編的《京報》上曾經有評論說“此等陰森恐怖戲劇，實為舊文化之糟粕”，然而卻擋不住戲迷們的趨之若鹜。
時人評議，各大戲園子都以叫賣聲、喝彩聲攀比，高者勝之，“倘有一隅，人滿為患，卻鴉雀無聲，隻聞一凄凄慘慘之幽咽，必為《烏盆記》無疑……”
1950年7月，以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為主任的“戲曲改進委員會”，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頒布對12個傳統戲曲劇目的禁演決定，其中就包括《烏盆記》。
而《烏盆記》遭禁的原因是——
“舞台形象過于恐怖，宣傳了迷信思想”。
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6月，整整30年過去了，在文化部下發《關于制止上演“禁戲”的通知》中，重申禁演《烏盆記》這出“鬼戲”……
由于本書所記述的奇案與《烏盆記》關系甚大，所以要把《烏盆記》的故事先進行一番講述，其中夾雜有對相關史料的考據，因事件過于奇特之故，必不至令讀者眼倦。
事件發生的時間，應當是在公元1026年，這是因為包拯審理此案是在任定遠縣令期間。
據定遠縣志記載，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包拯受龍圖閣直學士劉筠的舉薦擔任定遠縣令，任期一年。
而據《烏盆記》涉案人的陳述，受害人劉世昌的遇害是在“前三年”，由此不難推理出案發的确切時間。
時為夏季。
南陽人士劉世昌長年以販賣綢緞為生，這一天他結清了賬目，帶着銀子和仆人劉升一起往家趕，不知不覺中，天色漸晚。
那時的中國，與現在大不同。
讀者可以想象一下，那時人口稀少，城鎮的數量比現在少得多，規模也要小得多，其間并沒有任何公路，也沒有一輛汽車，連電線杆子都不見半根。
所謂旅途，就是在無垠的荒野中或獨身、或結伴沿着車轍或獸迹慢慢前行，整個世界的色彩十分單調，野草是已經荒蕪的黃色，樹林是正在荒蕪的綠色，以及周遭正在一點點黯淡的黑色。
四野一片沉寂，除了自己的腳步聲，别無他響，偶爾傳來一聲昏鴉的哀啼，也如肢解了天空一般，聽得人肝膽俱裂。
客棧是極罕見的，偶有幾個房屋的造型，走近了一看，不是廢棄的茅舍，就是破敗的小廟，甚或露出白骨的孤墳……
劉世昌主仆正在躊躇今晚該到哪裡落腳，突然天上下起了雨。
雨極大，轉瞬之間，勢成瓢潑，将天地之間連成蒼茫茫的一片。
劉世昌主仆雖然都帶了油傘，卻毫無作用，渾身上下被淋了個透。
“前面是什麼地方？”劉世昌扯着嗓子問。
劉升擦了一把臉上的雨水，睜大眼睛看了看，認得此處是從前經過的地方，答道：“大東窪。
”
“歸哪裡所管呢？”
“定遠縣。
”
定遠縣地處安徽省東部，北宋年間為淮南路濠州所轄，而大東窪三個字，一聽便知是有雨則澇、無雨則旱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
劉世昌主仆正在發愁該到哪裡避雨，竟看見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窯場，窯場前有幾間簡陋的草房，影影綽綽的似乎有燈火的光芒。
他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去，拍了拍門闆，半天無人回應。
劉升脾氣急躁，一邊拍一邊喊“有人嗎”。
片刻的工夫，門打開了，鑽出一個獐頭鼠目的瘦子來，陰沉沉地問他們什麼事情。
劉世昌說明主仆二人“行至此間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在此借宿一宿，感恩匪淺”，瘦子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點點頭将他們讓進了屋子。
屋子矮小而陰暗，分成裡外兩間。
外間靠牆頂着破爛不堪的桌椅，桌上點着一盞油燈，燈火搖曳不定，地上擺着一隻細木條編成的瓦桶，牆角放着一摞青色的瓦盆；裡間與外間以一布簾相隔，從布簾下擺的縫隙望去，似乎有一女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