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出口，有那麼單一嗎？
寫這篇文章時，我窩在濟南文化東路松果餐廳的角落裡，一邊打字，一邊和一個臉蛋像蘋果一樣的服務員鬥智鬥勇。
算了一下，已半年未回麗江。
半年未見了，有那麼一點兒想大軍，沒我給他敲鼓，不知道碟片賣得怎樣。
上次從麗江離開的前夜，大家喝了一夜的酒，靳松彈着吉他，老兵送來燒烤，大冰的小屋清清淨淨，滿地空酒瓶。
搖曳的燭火裡，我慨歎了那些死在滇西北的朋友，又回顧了這些年共同走過的路。
我借着酒勁兒問他：“大軍，這麼多年，有件事我一直沒搞明白……你怎麼這麼能吃啊你。
”
我沒見過他喝醉過，可那次他醉得直搖晃肩膀，他盯着腳尖和我說：“我挨過餓。
”
彼時，他酒氣滿身滿臉赭紅。
這個男人在仫佬山寨長大，成年之前吃肉的次數兩隻手就能數過來。
年少時迫于生計，跟着同鄉在離家千裡的建築工地打工，扛水泥，切割鋼筋，在沒有保護的腳手架上結束了自己的青春期。
他因為飯量大而被工頭奚落，為了唱一次街頭卡拉OK而生平第一次進理發店。
被欠薪，讨薪水被打成重傷，見識了江湖郎中的虎狼藥，同鄉冷漠的臉，然後帶着滿腹委屈和對這個世界的不解去流浪。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鄉村裡被迫接受不同程度的屈辱，他住過收容所，也住過水泥管，偶爾靠力氣換來一些糧食，卻始終被饑餓的恐怖籠罩。
弱冠之年，在一個遙遠的城市結識了好心的流浪歌手，他尊稱那人為老師，老師把所會的所有吉他知識傾囊相授—不過是幾個最基本的吉他和弦，卻由此拯救了他接下來的人生，他說：“自打會流暢地掃弦那天開始，我就再沒有考慮過自殺。
”
接下來的日子，唱過地下通道，也唱過鄉村的紅白喜事班子，依舊是流浪，路卻越來越晴朗，掙了錢就買米，自己做飯，一開始熬粥，後來煮飯，後來偶爾做蛋炒飯，他向我描述那些年每一次吃完蛋炒飯後的那種幸福，“簡直和性高·潮一樣悸動人心，”他說，“我從未浪費過一粒糧食。
”
整整十年的流浪，三十歲的時候流浪到雲南大理，他那時已經曆練成一個對音樂有獨到見解的歌者，生活這所學校生生地把他磨砺成了一個感慨萬千的老人。
用往昔的歲月當引子，他開始自己寫歌編曲。
這個半輩子活在琴弦上的男人，書讀得不多，歌詞卻至純，音樂訴求大有古風，他的歌有别于其他任何溫飽之餘才去練琴的大師們。
滄桑，但不矯情也不苦澀。
他開始在藝術家紮堆的大理有了名氣，後來一鳴驚人的民謠歌手川子曾是他的街頭搭檔。
他自己開了家小小的酒吧，娶了一個白族姑娘，有了一個孩子。
奈何世事多舛，每天辛苦經營也抵不住水漲船高的房租和形形色色的稅費，他的酒吧倒閉了。
禍不單行，文化差異又導緻了婚姻的破裂，愛人抱着孩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