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還算年輕,當他面對生活時,隻會盲從隻想“成功”,那于靈魂而言,他的人生是絢麗的,還是貧瘠的?
世界末日過後的第二天。
我坐在濟南盒子酒吧的台階上吃玉米,眼前不時飄過零星的黑色小片片兒,附近應該有人在燒紙祭奠亡靈。
落在鞋面上,我就接着它,落在玉米上,我就吃掉它。
武哥出來問:“你喝不喝151?”
我說:“給我加四塊兒冰。
”
這時路平給我打來電話,挂了電話以後我沒和武哥打招呼,自己踩着積雪回家去了。
漆黑漆黑的濟南冬夜,一個擦肩而過的路人都沒有,厚重沉悶就像那些滾水沖不開的晦澀青春。
一大片接一大片的漆黑,敦實地壓在肩頭和腳面上……終于遠遠有一點靈明不昧的街燈,于是我邊哼歌邊走過去。
我哼的是一首叫《老路小路》的歌。
我喜歡改了它的副歌來唱:
老路唱起的那首歌/為何讓我淚眼模糊/為何那些落花流水留也留不住/為何那些滾燙的溫度總相忘于江湖/為何總有些遺憾留在酒杯最深處……
路平剛才電話裡跟我說:“什麼時候回麗江?累了就别撐着了,你回來我管你飯,怎麼活不是活……”
我能說我很感動嗎兄弟?我是個時而厚臉皮時而薄臉皮的孩子,三個小時前,我差一點兒就撐不住了,差一點兒因為各種接踵而來的失敗打擊而連滾帶爬地跌進了人生最低谷。
我能說,你的一個電話把我從崩潰邊緣拽回來三寸嗎?
我能說……
能說我也不說。
我是含蓄的中國人,隻會借酒遮面地說,隻敢付諸筆端,賴在紙上說。
每個人都一樣,從年少時的蒼白、年輕時的迷茫、青年時的莽撞自負,到日漸成熟後接踵而來的百樣糾結。
不較真兒的人自有他們小市民的安樂,較真兒的人若不想崩潰,就隻有調整呼吸去解開那些結。
慢慢地,慢慢地解,痛并快樂着,每解開一個,就豁然開朗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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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邊哼歌,一邊琢磨着既然大家走過的路那麼相同,把老路的來時路寫完了,就應該可以解開自己許多結了吧。
這篇文章是一面鏡子,裡面影影綽綽的,不僅僅是你我的身影。
樹上的男人
隻要想到路平這個名字,我腦中那幅畫面下意識就會出現。
畫面上,路平穿着土黃色風衣行色匆匆,墨鏡遮目,咬肌發達。
右手提着一隻碩大的旅行箱,左肩背着鄉謠吉他。
背後是漫天黃葉,三兩片落在箱上,三兩片掠過吉他。
在我印象裡,他一直是一副旅人的裝扮,事實上他也确實如此,甚至來得更過分。
路平的半生,當過三次逃兵:第一次叛逃在西安,他那時是個穿白襯衫的公務員;第二次叛逃在北京,當時他是個方嶄露頭角的搖滾歌手,滿頭髒辮;第三次叛逃的時候,他在麗江。
反正無論怎麼叛逃,他于這個世界永遠是旅居。
路平和我一樣,是個資深的麗江混混。
而在幸福感三個字面前,他卻比我這樣的嘴子,走得徹底且深遠。
我喜歡卡爾維諾描述的自了漢,他說:“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離。
”
我讀這話的時候,在心裡想象一個金發碧眼的中年男人,他可能穿着西服打着領帶,但自己在心裡種了一棵樹。
這個老外手足并用,爬在上面和大部分同類保持着微妙的距離。
他抽着大雪茄,看着周遭的過客,晃蕩着腿,騎在自我設定的叛逆裡,屁颠兒屁颠兒地樂在其中。
我說的那棵樹不叫生活智慧,也不結什麼果子。
我說的那個人也不是路平的超我。
路平在我眼裡是隻長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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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意無意地去規避母體的地心引力,把自己從一個母體甩到另一個母體:西安、北京、麗江……我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是在哪兒。
他和我們大多數人不同,對于倡導盲從的世界,他并不慣性盲從。
他更習慣讓自己晃蕩在其中,攥着單程票,也哭也笑,也扮演餘則成。
大凡這類不苟同于母體的人士,大多注定要經曆動蕩不安的人生。
此類人士,高而言之,是那些傾心于真理的人們,動蕩中他們以濟世情懷為槳迤逦前行,卻貌似浪費一生;低而述之,有浸身自我人生體驗的浪子,在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中修身齊家、知行合一地蹉跎時光,卻也是貌似浪費一生。
去他的高而言之低而叙之。
這兩類動蕩不安有次第高下之分嗎?我覺得一類是菩薩道,一類是阿羅漢果,都是修行。
個中有修為者,都不太在意周遭小市民們的咂嘴呲牙,都我行我素依心尋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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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除夕前一天的下午,麗江的雲低得快貼着頭皮,路平騎着小綿羊摩托載我去忠義市場買菜。
在路上,他忽然發表了一大段感慨,大體意思是:直到現在,隻要一想到朝九晚五的皮鞋白襯衫内紮腰,窗明瓦亮的辦公室……他依舊是一個頭兩個大。
他很絮叨地啰唆着,口氣像一個劫後餘生的海難幸存者。
麗江的陽光鑽過雲彩,針灸着大地。
說這話的時候,我坐在他身後,眼睜睜地看着他脖子上的汗毛一根根慢慢豎起。
屆時,離他的第一次叛逃已經很多年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