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看來，死者下午出門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是忘記帶鑰匙和香煙了，所以他晚上就進不了自己的家門。
”
“進不了家門，”師父繼續發問，“如果是你們，你們該怎麼辦？”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辦公室裡，在電腦上一張一張翻看着現場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們看，死者墜落的地方上方是牆頭，牆頭旁邊就是小樓的二樓窗戶，别忘了我們第一次現場勘查的時候，二樓的窗戶是開着的，當時林濤還說這樣開着窗戶很危險。
”
“是了。
”林濤一直在旁邊聽我們的分析，這時候也開了口，“死者應該是爬牆頭想移到窗戶旁邊，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腳不穩，就從牆頭上摔了下來。
”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動，想趕緊彌補自己之前犯下的錯誤。
“不好辦。
”師父說，“現在的一切都隻是推斷，更糟糕的是，之前縣局已經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屬。
如果沒有充分的事實依據支持，我們就這樣去通知家屬，那人家一定會說是你們公安破不了案就說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
我低下了頭，知道這是師父在變着法兒數落我。
“行了。
”師父看見我自責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着說，“現在我們去現場吧，希望能在現場找到有用的證據。
”
“這事兒不能全怪冬瓜。
”林濤也聽出了師父責怪我的意思，上前幫我擋了一槍，“我們痕檢也有責任。
我覺得我們這次是可以找到線索的，因為第一次勘查，我們隻勘查了墜落點地面和二樓的窗框，對于死者可能觸碰到的牆頭、二樓窗台我們并沒有仔細看。
”
“這不能怪你。
”師父鐵了心讓我挑全責，“法醫沒有搞清楚緻傷方式，錯誤重建現場，你們自然不可能在對的地方尋找痕迹，秦明這次難辭其咎。
”
我又低下了頭，這次的教訓的确夠深刻的了。
到了現場，林濤隻身爬上了近兩米高的牆頭，用放大鏡在牆頭上尋找着痕迹，另幾名痕迹檢驗員在二樓研究窗台。
此時此刻，幫不上忙的我隻能焦慮地在院子裡打轉，期待着他們的好消息。
師父的推斷又一次接近了事實，很快，林濤和他的弟兄就在牆頭和窗台找到了直接證據。
“牆面、牆頭的痕迹已經可以證明一切了。
”回去之後，經過比對，林濤高興地向師父彙報道，“雖然過去一個月了，但是現場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迹物證都沒有遭到破壞。
牆面有明顯的蹬擦痕迹，是死者上牆的時候留下的，牆頭也有幾枚死者的完整足迹，其中一枚右足足迹有變形，有擦挫，應該是滑落的時候留下的。
”
“窗台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紋和掌紋，從方向上來看，是從外到内的，也就是說死者的左手已經搭上了窗台，但是右手沒有來得及搭上來。
”另一位痕迹檢驗員說。
“我也有發現。
”師父拎着死者的一雙鞋子，說，“我仔細看了死者鞋子的邊緣，右腳的鞋子邊緣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損傷。
方向是從下到上，這個證據也可以印證死者的腳和牆頭有摩擦滑落。
”
“那麼，現在看來，”大寶插話道，“死者應該是左手上了窗台，左腳和右手懸空，右腳突然滑了，導緻他仰面下落着地。
這樣也就解釋了死者為什麼會是頭朝牆根仰面着地的姿勢。
”
我在一旁默默無語，看着他們一點點重建出現場，還原出事實真相。
有了充分的現場證據，案件很快就撤銷了。
又睡了一晚上郁悶覺，我起了個大早，到師父辦公室主動檢讨。
師父的态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徑庭，他溫和地問：“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嗎？”
我點了點頭，說：“知道，先入為主、工作不細緻。
”
“嗯，總結得很好。
”師父說，“你剛去，所有人都說是命案，所以你也認為是命案，但是你忘記了一個法醫最先應該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
因為先入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觀臆斷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沒有細緻解剖，遺漏了背部損傷這麼重要的一個線索。
其實，你當時要是打開死者後背，你的判斷一定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
“其實，是老管一直在催我快點兒結束，所以我沒打開後背。
”來之前我已經想好了無論如何不辯解，結果這時候卻又忍不住為自己辯解。
師父語重心長地說：“你是省廳法醫，錯和對都要你來承擔責任，你不應該受到任何人的影響。
幸好這個案子一直沒有抓人，如果讓别人蒙冤入獄，你的良心又如何得以安甯呢？”
師父說的在理，我默默地點頭。
“法醫不好幹啊。
”師父說，“好在你運氣好，這次失誤并沒有造成什麼嚴重的後果。
錯誤判斷一起案件，浪費大量警力不說，可能會讓清白的人蒙冤，也可能會讓犯罪分子逃脫法網，所以說法醫的責任真的很大。
你要想當好一個法醫，就要時時刻刻都不忘記認真、細緻。
不要害怕失誤，要有信心繼續迎接挑戰，因為我們有我們的武器，那就是法醫科學。
科學是可以戰勝一切的。
”
我深吸一口氣，擡起頭來：“相信我，師父，給我一次将功贖罪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