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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工叫方香玉，二十一歲，高中文化，住在鄉下，相貌平平。
方香玉母親去世，她回鄉下老家辦了後事，守了頭七，剛回到丁市長家，就被腐敗屍體的氣味給驚呆了，還沒緩過神來，又被幾個便衣給“請”到公安局。
驚吓、疲倦加之偵查員的軟磨硬泡，方香玉沒到兩個小時，就說出了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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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香玉知道丁市長打光棍打了大半輩子，在半年前，趁着丁市長招商請客酒醉歸來後，百般勾引。
丁市長一時熱血上頭，和她翻雲覆雨了一夜。
第二天，方香玉變了臉，提出兩個條件。
如果想要不被告發，一是不準辭退她，要一直保持雇傭關系；二是每個月要增加一倍的雇傭金。
當然，這兩個條件有個附屬權利，就是丁市長可以随時向她提出性要求，每晚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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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方香玉反映，丁市長從此再沒有向她提出過性要求。
對敲詐丁市長的行為，方香玉供認不諱，但是對她雇兇殺害丁市長的嫌疑，卻大叫冤枉。
“總不能因為丁市長不提出性要求，就殺人。
”我說，“這不合常理。
”
“那放人？”偵查員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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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點頭：“不過這個方香玉的周邊關系，還是要多調查調查，畢竟除了死者，隻有她一個人有這家的鑰匙。
哦，對了，還有個事兒，上次我讓你們看監控，怎麼樣了？”
偵查員說：“1日晚上十點以後的錄像仔細看了。
沒有什麼可疑車輛進入，也沒有幾個人成群結隊離開小區。
”
我略感失望，點點頭，說：“還有，就是這個小區的各個生活垃圾箱，幾天一清理？”
“一般都是一天一清理。
”偵查員說。
我有些沮喪：“如果不是一天一清理，可以找一找每個垃圾箱裡有沒有盛酒精的瓶子。
”
“酒精？”偵查員問。
“是啊。
”我說，“死者的身上和床上有酒精浸潤的痕迹，但是現場沒有容器。
所以，我們推測兇手應該是把容器帶離了現場。
但是，通常這樣從現場帶出來的容器，兇手不會帶回家，常見的是随手丢棄在現場附近的垃圾箱裡。
”
“小區的垃圾是集中到附近的一個垃圾站。
”轄區派出所民警插話說，“垃圾站不大，而且一周才會集中清理一次。
如果容器是比較有特征的瓶子，我們發動警力，說不準可以找到。
”
“為什麼一定是酒精呢？”偵查員說，“不能是白酒嗎？”
大寶在我身旁使勁兒點頭：“我也覺得是白酒，酒精沒那麼香。
”
我仿佛是一隻被别人從牛角尖裡拽出來的蟑螂，突然感覺神清氣爽、醍醐灌頂：“林濤，咱們再去現場一趟！”
中心現場卧室的旁邊，還有兩個房間。
一個房間是客房，床上都沒有被子，應該是久無人居住。
另一個房間是書房，有一個寫字台和一組連體書櫃。
物品擺放整齊，顯然丁市長也不在書房裡工作。
書櫃裡除了整齊擺放的各類書籍以外，還有幾格放着品種各異的白酒。
對于一個單身已久、工作壓力巨大的副市長來說，喜歡喝兩杯是情理之中的。
這兩個房間物品擺放整齊，我們初次勘查，并沒有對這兩個房間下多少功夫。
“看看這瓶。
”我用勘查光源照着書櫃，指着最下層放置的白酒包裝盒說。
小時工方香玉工作不仔細，書櫃裡的格欄上都布滿了灰塵。
我發現的這個白酒盒子顯然近期被人移動過，底部露出了一條沒有被灰塵覆蓋的格欄。
林濤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盒子，随即轉臉對我說：“小樣兒，眼挺賊，這個盒子裡沒有酒！”
盒子是空的。
我們檢查了書櫃裡其他的白酒包裝盒，都是沉甸甸的。
“不知道能不能肯定，這瓶白酒就是澆在死者屍體上的白酒，這個化驗不出來吧？”我問。
林濤搖了搖頭，随即又點了點頭：“現在我可以肯定了！”
“哦？”我湊過頭來看着酒盒。
“你看，這個酒盒上，有幾枚新鮮的紗布手套紋。
”林濤說，“是有人戴着紗布手套拿出了這瓶酒，然後把酒盒放回原位。
别忘了，我們之前在捆綁死者手腳的寬膠帶上發現過紗布手套的紗纖維。
”
“戴着手套拿酒？”我說，“有人會戴着手套喝酒嗎？現在可是夏天！”
我們一起跑到中心現場卧室，趴在地上仔細地看着。
“哦！”我和林濤對視了一眼，會心地笑了起來。
臨時專案指揮部。
包秘書長在一張餐桌的中間位置上正襟危坐。
我們坐在這個餐桌的對面，還有幾名公安局和政府的官員坐在一旁的沙發上。
圍着個餐桌開專案會議，有些滑稽。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我說，“方香玉還同時在别人家打工吧？”
“那是自然。
”包秘書長對我的開場白有些失望，可能她原以為我會直接告訴她兇手是誰，“既然是小時工，不可能隻在一家服務。
王局長，你彙報一下小時工方香玉的全部工作情況。
”
王局長使勁兒地翻着筆記本：“據我們調查，方香玉一般是每兩天去一家工作半天。
一共是在四家服務。
也就是說她的工作日程比較滿。
這四家分别是：丁市長家；這個小區前面六層建築的第一棟，也就是1号樓503室錢毅然家；這個小區一公裡以外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