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客可以為“秘密軍組織”那些不那麼冠冕堂皇的暗殺行動披上正義的外衣。
阿爾古的宣傳活動被比多執行得非常成功。
法國政府對它的震驚程度不亞于對那些恐怖活動以及遍布法國全國電影院和咖啡館的塑料炸彈爆炸案。
正在那個時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殺戴高樂的陰謀被發現了。
戴高樂原定于次日在軍事學院的戰神廣場發表講話。
刺殺計劃是：戴高樂一進入大廳，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讓·比雄、炮兵上尉羅貝爾·普安納德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波勒·魯斯萊·德利菲雅克夫人。
槍手按計劃應該是喬治·瓦坦，但這個“瘸子”又一次逃脫了。
在普安納德的房間發現一支有紅外瞄準鏡的步槍。
三個人都被捕了。
據他們在後來的審訊中供述，為了把瓦坦和他的槍偷運入學院，他們找過準尉馬裡于斯·托，後者直接報告了警察。
十五日，戴高樂按照預定的時間，準時參加了軍事典禮。
不過令他有些不悅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輛裝甲汽車抵達。
這次的陰謀刺殺行動業餘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讓戴高樂很生氣。
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長弗賴叫來，拍着桌子訓斥部長要對國家安全負責，“暗殺勾當實在是太猖狂了！”
弗賴決定在“秘密軍組織”的最高層裡來個殺一儆百。
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裡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裡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釋，為什麼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
這一點就足夠判他死刑了。
但是這種殺雞儆猴的事情還應該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間諜和國内安全局）局長寫給内政部長的備忘錄副本被送到了行動分局局長的辦公桌上。
全文摘要如下：
我們已成功破獲此次颠覆活動并獲知一名主要頭目的下落，此人為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托萬·阿爾古，現已逃往德國。
現據當地情報，他要在那裡逗留數日……
目前情況下，對阿爾古采取行動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
鑒于我方反間諜局對德國相關安全負責機構提出的官方請求已被拒絕（該機構目前期望我們的特工隻能跟蹤阿爾古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因此，本次針對阿爾古的行動必須以最快速度進行，并許其便宜行事。
這個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爾古在羅馬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會面後回到慕尼黑。
他沒有直接回烏納特爾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車去了伊登·伍爾夫酒店。
之前他在那裡訂了間房，顯然是準備開個會。
不過他再也出席不了這個會議了。
在酒店的大堂裡，兩個操純正德語的人上來搭讪。
他開始以為他們是德國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裡掏護照。
忽然，他的雙臂就像被老虎鉗子夾住一樣，被緊緊箍住，雙腳離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輛洗衣店的面包車裡。
他兩腳亂踢，招來一連串法語的咒罵，一隻粗硬的手猛擊他的鼻子，另一隻則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
有根手指點中他耳後的神經節，他就像被關了開關的燈，眼前一黑，頓時就暈了過去。
二十四小時後，位于巴黎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的法國司法警察部，一部電話響了起來。
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值班警官聲稱他代表“秘密軍組織”，并說：“安托萬·阿爾古在CID大樓後面的一輛面包車裡，已經捆結實了。
”幾分鐘後，面包車門被打開，阿爾古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圍攏過來的警官都驚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
他的臉上滿是鼻血幹後的血痂，嘴裡的東西被警察扯出後嘴巴仍然很疼。
有人問他：“你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嗎？”他嘟囔道：“是的。
”行動分局的人在昨天夜裡成功地将他偷運出德國國境。
至于用匿名電話通知警務人員，“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車場裡，則隻是他們在工作中的幽默。
他一直被關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釋放。
但有件事行動分局的人沒想到，逮捕阿爾古雖然使“秘密軍組織”士氣大為低落，但卻為他的影子副手馬克·羅丹中校領導刺殺戴高樂的行動鋪平了道路。
這個人雖然籍籍無名，但卻同樣精明強幹。
從很多方面來講，這個買賣都不劃算。
三月四日，最高軍事法庭對讓－馬裡耶·巴斯蒂安－蒂裡進行宣判。
他和其他兩個人被判處死刑，同時被判處死刑的還有仍逍遙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師提出減刑請求，戴高樂将軍一聲不吭地聽了三個小時，然後将其中兩人改判為終身監禁，而巴斯蒂安－蒂裡則維持原判。
當晚，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
“定在十一日。
”律師告訴他的委托人。
後者不相信，繼續報以微笑。
律師脫口而出：“你将被槍決。
”
巴斯蒂安－蒂裡搖搖頭，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會明白的，”他告訴律師，“沒有哪支法國士兵的隊伍會将槍口對準我。
”
他錯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法國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播報了槍決的消息。
在西歐大部分的地方，隻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
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房間裡，這則消息觸發了一系列計劃和行動，使戴高樂将軍比他畢生事業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死亡。
住在這間房間裡的人就是馬克·羅丹中校，“秘密軍組織”的新行動首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