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的進攻下正在分崩離析。
槍決巴斯蒂安－蒂裡隻會使士氣更加低落。
現在這個時候想找到肯提供幫助的人真的很困難；那些肯做這種事的人，他們的長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個法國警察和幾百萬市民的腦海裡。
這個時候的任何新計劃，隻要涉及多個策劃和多個組織間的協同，都會在刺客走進戴高樂周圍一百英裡之前暴露。
羅丹反複思考後，得出了一個結論。
他喃喃地說：“一個沒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于刺殺總統的人逐個想了一遍。
他們每個人在法國警察總部都有一本和《聖經》一般厚的卷宗。
還能是什麼原因呢？他馬克·羅丹不也是隻能躲在奧地利一家昏暗的山村旅館裡嗎？
将近中午的時候，他終于有了答案。
他曾一度放棄了這個答案，但又帶着濃厚的興趣重新去考慮它。
如果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人……隻要有這樣一個人。
慢慢地，很艱難地，他圍繞這樣一個人制訂了另外一個計劃，然後用所有的障礙和反對意見來檢驗它。
這個計劃全通過了，甚至包括保密問題。
午餐鈴敲響前，馬克·羅丹套上大衣走下樓。
他在大門口遇到了順着冰冷街道迎面刮來的第一股冷風。
他縮了縮身子，但在過熱的房間裡抽煙引起的頭疼和麻木卻一掃而光。
他向左一拐，咯吱咯吱地向阿德萊街的郵局走去。
他發了一連串簡短的電報，通知他那些化名散布于德國南部、奧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伴：他有任務外出，這幾周不在此地。
他步履艱難地走回他那簡陋的住所。
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許有人會認為他最終也膽怯了，在行動分局的綁架或暗殺威脅下也要銷聲匿迹了。
他聳聳肩，随便他們怎麼想，沒時間向他們詳細解釋。
他用旅館的優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炖肘子和面條。
盡管多年印度支那的叢林時光和阿爾及利亞的荒野生活讓他對美食沒有概念，但這頓飯實在令他難以下咽。
當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賬單，離開那裡獨自去執行一項任務——去找一個人，或者更準确點，找某一類人，一類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車的時候，一架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機朝着倫敦機場四号跑道降落下來。
飛機從貝魯特飛來。
在排隊穿過入境旅客大廳的旅客中，有一個亞麻色頭發的高個子英國人。
中東的陽光把他的臉曬成黝黑的健康色。
他在黎巴嫩盡情享受了兩個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暢。
不過對他來說，更令他愉快的是看着一筆數目不小的款項從貝魯特一家銀行轉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銀行。
在遙遠的埃及沙地上，他挫敗了埃及警察的追蹤，并留下了兩具德國導彈工程師的屍體，每具屍體都有一個幹淨利落的子彈孔穿過脊椎骨。
現在，困惑不解、滿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屍體埋掉了。
他們的死使納賽爾總統的阿爾·紮菲拉式火箭研制推遲了好幾年，而在紐約的一位猶太複國主義百萬富翁則覺得他的錢花得太劃算了。
這個英國人輕松地通過了海關檢查，乘出租車駛向他位于倫敦西區的公寓。
羅丹找了九十天，收獲了三份薄薄的檔案，每份都放在一個馬尼拉紙卷宗裡。
他把它們放在自己的公文包裡，從不離手。
回到奧地利已經是六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館住了下來。
這是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克萊斯特旅店。
他在城裡的大郵局發了兩份簡明扼要的電報，一份發到意大利北部的博爾紮諾，另外一份發往羅馬。
電報是召集他最重要的兩名助手到他維也納的住所開一個緊急會議。
二十四小時之内人就到了。
勒内·蒙克雷從博爾紮諾乘出租車來，安德烈·卡松則從羅馬乘機抵達。
兩個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證件，因為他們兩個都排在駐意大利和奧地利的法國特工卷宗的前列，這個時候特工們正不惜血本地花費大把的銀子雇傭眼線在邊境檢查站和機場找他們呢。
先到克萊斯特的是安德烈·卡松，比預定的十一點早了七分鐘。
他讓出租車停在布魯克納街的街角，下車後，在一家花店的櫥窗前花了幾分鐘整理了一下領帶，然後迅速走進旅店大廳。
羅丹和往常一樣登記了假名，是他最親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個假名中的一個。
被叫來的兩個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為“舒爾茨”的電報，這就是羅丹在這二十天内用的假名。
“請問，舒爾茨先生在嗎？”卡松問前台的年輕人。
小夥子查了一下登記簿。
“六一四号房。
是他約你來的嗎，先生？”
“對，沒錯。
”卡松回答，徑直走上樓梯。
他走到二樓，沿着走廊尋找六一四号房。
在右手中間的位置，他找到了。
他擡手準備敲門，忽然被人從背後抓住。
他轉過身，擡頭看見一張臉——鐵青的下巴，眼睛從那道濃黑的眉毛下俯視着他，毫無表情。
他身後十二英尺處的牆上有個凹進去的隐蔽處，他就是從那裡開始跟在卡松身後的。
盡管地上的燈芯絨地毯非常薄，但卡松還是一點兒聲音都沒聽到。
“你要幹什麼？”這個大個子漫不經心地問，但抓住卡松右腕的手卻絲毫沒有放松。
有那麼幾秒鐘，卡松感到胃裡一陣翻江倒海。
他想到了四個月前，阿爾古被從伊登·伍爾夫酒店閃電綁架的事。
但很快他便認出了身後這個人，他是外籍軍團裡的一名波蘭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時都曾在羅丹的連隊裡待過。
羅丹有時會讓維克多·科瓦爾斯基執行特殊任務。
“我和羅丹上校約好的，維克多。
”他輕聲回答。
聽到對方提起自己和老闆的名字，科瓦爾斯基的眉毛更是擰成了一團。
“我是安德烈·卡松。
”他補充道。
科瓦爾斯基似乎對這個名字沒什麼印象。
他伸出左手繞過卡松，在六一四号房門上敲了敲。
裡面有個聲音問：“誰？”
科瓦爾斯基把臉湊到門縫處，“來了個客人。
”他盡力“低聲”說。
門開了一道縫，羅丹向外張望了一下，随即拉開了門。
“我親愛的安德烈，真抱歉這樣對你。
”他沖科瓦爾斯基點點頭，“沒事了，下士，我在等他。
”
卡松的右手終于被松開了。
他邁步進了房間。
羅丹在門口又對科瓦爾斯基說了幾句，然後關上了門。
波蘭人又退回牆上的隐蔽處。
羅丹和卡松握了握手，把他領到燃氣壁爐前的兩個扶手椅旁。
此時雖已是六月中旬，但外面下着蒙蒙細雨，天氣依然陰冷。
他們兩個早就習慣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爐火燒得很旺。
卡松脫下雨衣，在壁爐前坐了下來。
“馬克，你往常可沒這麼小心謹慎。
”他說。
“這不是為了我自己，”羅丹回答，“任何情況下我都能照顧好我自己。
但我可能需要幾分鐘把這些文件毀了。
”他指了指窗邊桌上公文包旁邊的那個厚厚的馬尼拉紙卷宗。
“這才是我帶維克多來的原因。
不管發生什麼事，他必須給我六十秒的時間來銷毀這些文件。
”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
“也許，也許，”羅丹的話音裡透着一絲滿足，“我們得等勒内來。
我讓他十一點十五分來的，這樣你們兩個人就不會同時到達而讓維克多不安。
出現太多不認識的人會讓他緊張。
”
維克多左腋下别着沉甸甸的左輪手槍，他緊張起來會發生什麼？想到這些，羅丹露出了一絲難得的微笑。
此時，他們聽見一記輕輕的叩門聲。
羅丹穿過房間，把嘴湊到門上：“誰？”
這次是勒内·蒙克雷，他的聲音緊張得有點結巴：“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羅丹拉開門。
蒙克雷站在門口，身後是那個波蘭巨人。
相形之下，蒙克雷就像個侏儒。
維克多用左臂勒着這個會計，緊緊地夾住了對方的兩條胳膊。
“行了，維克多。
”羅丹輕聲對這個保镖說。
蒙克雷被放開了。
他走進屋裡，對坐在爐火邊微笑的卡松扮了個鬼臉。
門再次關上了，羅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來，兩人握了握手。
他脫去外衣，露出一件皺巴巴的灰黑色西裝，手工很差，并不合體。
就像大多數習慣了穿軍裝的人一樣，他和羅丹都穿不慣便服。
看着他們兩個在那兩把簡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羅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來當寫字台的桌子後面的高背椅上。
他從旁邊的櫃子裡拿出一瓶法國白蘭地，向他們揚了揚。
兩位客人都點了點頭。
羅丹倒了三大杯，遞給蒙克雷和卡松。
先飲些烈酒可以幫他們消除身上的寒氣。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頭。
他個子不高，但很結實。
他和羅丹一樣都是職業軍官。
但不同的是，他沒指揮過戰鬥。
他的軍人生涯大多是在行政部門度過，開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軍團會計處工作。
他從一九六三年春天開始主管“秘密軍組織”的财務。
隻有安德烈·卡松不是軍人。
他身材矮小，辦事精細。
他在阿爾及利亞是一家銀行的經理，現在的穿着打扮還是老樣子。
他是法國城市地區“秘密軍組織”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地下組織的聯絡人。
雖然加入組織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這兩個人和羅丹一樣，都是“秘密軍組織”裡的強硬派。
三年前，蒙克雷在馬賽郊區的外籍軍團會計處工作時，他十九歲的兒子在阿爾及利亞的部隊服役。
後來，蒙克雷少校再沒有見過他的兒子，連屍體都沒見着。
這個年輕的列兵被遊擊隊俘虜了，部隊攻占村子之後，他就被埋在了那裡。
事後他知道了兒子曾慘遭折磨的悲慘遭遇。
在部隊裡，沒有什麼秘密可以長久保存，這一點盡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軍組織”的關系則更密切一些。
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他把畢生都奉獻給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
他所工作的銀行總部設在巴黎，所以即使阿爾及利亞陷落，他也不會失去工作。
但他參加了一九六○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叛亂，是他的家鄉康斯坦丁的領導人之一。
甚至在這之後他仍然沒丢掉工作，但是當他發覺銀行戶頭一個接着一個地結清了賬，商人們賣掉了一切搬回法國時，他才知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好日子已經結束了。
就在軍隊嘩變之後，當地的農民和小商販傾家蕩産地孤身逃回法國，飽受苦難。
他們當中很多人甚至從未見過這個國家。
看到這些，他對戴高樂的新政很是惱怒，于是便幫助“秘密軍組織”的一支部隊從自己工作的銀行搶劫了三千萬舊法郎。
一個低級出納員發現他與“秘密軍組織”合謀，舉報了他，終結了他在銀行的事業。
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嶽父家住，自己則加入了“秘密軍組織”。
他的價值在于他對當前法國國内“秘密軍組織”的同情者十分了解，這個群體約有上千人。
馬克·羅丹在他書桌後面的椅子上坐下來，看着他們兩個。
他們也注視着他，目光充滿好奇，但什麼都沒問。
羅丹有條不紊地開始了他的介紹，他講得很仔細，主要是關于過去幾個月裡，“秘密軍組織”不斷被法國情報機構挫敗的情況。
他的客人都盯着各自的酒杯，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在過去的四個月裡，我們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擊。
在理工學院試圖使法國脫離那個獨裁者的失敗嘗試，僅僅是我們長長的失敗清單裡的最新紀錄。
其中有的甚至還沒開始就被破壞了。
隻有兩次，我們的人進入了狙擊範圍，但都因為計劃和執行中的低級錯誤也搞砸了。
我不用講那麼具體，你們和我一樣，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們失去了安托萬·阿爾古，他被綁架了。
他是我們最精明強幹的領導之一。
盡管他忠于我們的事業，但毫無疑問，在如今的審訊手段下，他們很可能對他使用藥物。
這樣一來，整個組織都處于危險之中。
安托萬知道一切，所以我們現在不得不重新開始。
這就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