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很有幫助。
老牧師很和善。
他們一起去教堂的時候，豺狼對這座小小的諾曼底式建築大為贊賞，并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這使老牧師的态度更為友善。
教區的記錄顯示，杜根夫婦在過去的七年裡相繼去世，他們唯一的兒子亞曆山大則埋在教區墓地有三十多年了。
豺狼随手翻閱着一九二九年教區的出生、結婚和死亡登記。
在四月的記錄裡，教士那難以辨認的字體登記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亞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薩姆本·費什利的聖馬可教區。
他記下了所有細節，再次誠摯地謝過老牧師後離開了。
回到倫敦，他來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記中心”，在來訪卡上聲稱自己是希羅普郡德雷頓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合夥人。
最近，事務所的一位老客戶過世了，他把他的财産留給了他的孫子。
他現在需要找到這位客戶的孫子。
客戶其中一個孫子名叫亞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薩姆本·費什利的聖馬可教區。
登記中心年輕的助手問也沒問就接過了他的來訪卡，對·他的理由也絲毫沒有起疑。
大多數英國公務員面對禮貌的問詢都會盡量提供幫助。
在這件事上，這個年輕的助理也不例外。
檢索記錄表明，被問到的孩子和所登記的信息完全一緻，隻是已經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了。
豺狼隻花了幾個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證的複印件。
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勞工部的辦事處，拿到一份護照申請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買了個玩具印字機，然後去郵局買了一英鎊的郵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請表裡填上杜根的名字，準确的年齡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
但其他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況填寫的。
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頭發和眼睛的顔色，職業一欄簡單地寫了個“商務人士”。
從孩子出生證上得來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進去。
在證明人那一欄，他填上了詹姆斯·埃爾德利，這是薩姆本·費什利聖馬可教區牧師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還助人為樂地在教堂門外的一塊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學博士的頭銜。
他仿照牧師那瘦削的手法，用筆尖蘸着淡淡的墨水，用細細的筆畫仿造了牧師的簽名。
他用印字機做了個印章，端端正正地蓋在牧師的簽名旁邊：“聖馬可教區，薩姆本·費什利。
”
他把出生證複印件、申請表和郵票一起寄到了小法蘭西區的護照辦公室，又把死亡證明的複印件毀掉。
四天後，他正在看《費加羅晨報》的時候，一本嶄新的護照就寄到了他的專用地址。
午飯後他把護照取了回來。
下午，他鎖好公寓大門，開車抵達倫敦機場，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航班。
和以前一樣，為了避免用支票，他使用現金購買機票。
在他公文箱的底部，有一個比一本雜志厚不了多少的夾層，除非檢查極其徹底，否則是看不出來的。
在這個夾層裡放着兩千英鎊，這是他當天早些時候從霍爾本一家律師事務所他的私人物品箱裡取出來的。
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就像一次普通的商務旅行，來去匆匆。
離開凱斯楚普機場前，他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去布魯塞爾的航班。
抵達丹麥首都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沒法買東西，所以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酒店訂了房間，去七國飯店享用了一頓奢侈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又和兩個丹麥金發女郎打情罵俏了一番，淩晨一點才上床睡覺。
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好的一家男裝店買了一身灰色輕質的牧師服，一雙樸素的黑色皮鞋，一雙襪子，一套内衣褲，三件有領子的白色襯衣。
他每樣都隻買帶有“丹麥制造”标志的，在衣物裡面有塊小布條，上面有丹麥生産商的名字。
他并不需要白襯衣，買它隻是為了得到裡面的商标，以便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領圈和教服上。
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将接受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最後，他買了一本丹麥文的有關法國著名教堂和禮拜堂的書。
中午，他在蒂沃利花園的一家湖濱飯店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餐，下午三點十五分乘機前往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