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
他在火車站下了出租車，走向行李寄存處。
裝槍的膠木箱子還在架子上，那是一周前他看着行李員放上去的。
他拿出存根，取回箱子。
他就近找了一家旅館，就是那種又小又髒，看來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幹線車站附近都有的那種。
在這裡沒人會對你感興趣，如果非要問的話，謊話倒是一堆。
他用現金訂了一個單人間。
在機場的時候他就事先換好了比利時貨币。
他提着箱子走進房間，把門完全鎖好後，放了一池冷水，把石膏和繃帶取出來放到床上，開始工作。
石膏打好了，不過幹的話要兩個多小時。
這段時間裡他就坐在那兒，把那隻打着石膏的重重的腿擱在凳子上。
他一邊抽着過濾嘴香煙，一邊望着卧室窗外一排排污濁的屋頂。
他不時用拇指捏捏石膏，覺得在走動前最好還是讓它再硬些。
之前裝槍的膠木箱子已經騰空了。
為了預防萬一他需要再做些修補，剩下的繃帶和幾盎司石膏一起被放進手提箱。
最後他準備停當，把便宜的膠木箱子塞進床底，煙灰倒到窗外，又最後環顧四周，檢查是否留下了什麼痕迹，便準備離開了。
他發現，打上石膏之後想不跛都不行。
他走下樓梯後高興地發現，前台那個睡眼惺忪，渾身污迹的服務員不見了，也許是去吃午飯了。
不過如果接待室裡有人，對方還是能從鑲着毛玻璃的門口看到他的。
豺狼看了一眼前門，确信沒人要進來，便把手提箱抱在胸前，然後彎下腰，四肢着地，悄悄地迅速穿過瓷磚鋪就的大廳。
興許是天氣炎熱的緣故，前門開着。
他爬到門口朝向街道的三級台階上，在前台服務員看不見的地方站直了身子。
他一跛一跛費力地走下台階，順着馬路來到主路經過的街角。
不到半分鐘，一輛出租車就發現了他，然後他就啟程返回機場了。
他來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櫃台前，拿出護照。
服務小姐微笑着接待他。
“兩天前有一個叫杜根的人在你這裡訂了一張去米蘭的機票。
”他說道。
服務小姐查了一下下午去米蘭的航班預訂情況。
還有一個半小時起飛。
“是的，沒錯。
”她微笑着說，“杜根先生。
票已經預訂了，但還沒付款。
您想現在付嗎？”
豺狼用現金付了款，拿到了機票。
服務小姐告訴他，一小時後會廣播通知登機的。
他腿上打着石膏，顯然瘸得很厲害。
一個熱心的行李員對他裹着石膏的腳不斷歎氣。
在行李員的幫助下，豺狼從行李櫃裡取回了三個箱子，交由意大利航空公司托運。
過海關的時候，他看上去就是一個出境遊客，所以隻是被簡單地檢查了一下護照。
他用餘下的時間去候機廳的餐廳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
因為他的腿上有傷，航班上的每個人都對他很和善，關切有加。
他被扶上機場的登機巴士，所有人都關心地看着他費力地邁上台階，走向飛機艙門。
可愛的意大利空姐歡迎他時笑容也格外燦爛，并且一直目送他舒舒服服地在飛機中間一組面對面的座椅上坐下。
她特意指出，那裡的腿部的空間更大些。
其他旅客就座時都極其小心地不去碰到他裹着石膏的腳，而豺狼此時則靠在座位上，沖着他們露出寬慰的微笑。
四點十五分，飛機起飛了，向南朝米蘭疾飛而去。
布萊恩·托馬斯警司痛苦不堪地從助理警務處長的辦公室出來時都快三點了。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這回熱傷風的程度最厲害，持續的時間最長，同時也是因為他剛接到的任務把他這一天全毀了。
周一早上一開始就很糟糕，他先是得知手下一個人被盯梢的對象——那個蘇聯貿易代表團代表給甩了；晌午時候他接到一個内部電話，軍情五處禮貌地請求他的部門放棄這個蘇聯代表團。
意思很明白，在他們看來，整個事件最好交給他們處理。
下午看來更是糟糕。
沒有什麼事會比政治謀殺更讓警察、政治部或是别的什麼人覺得更心煩了。
但他剛從頂頭上司那裡接到的案子甚至連個人名都沒有。
“沒有姓名，不過正好能讓你大顯身手。
”這就是狄克遜就此事給的漂亮話，“試一試，看明天能不能整理出一些眉目。
”
“眉目。
”托馬斯到了辦公室，從鼻子裡哼出這個詞來。
盡管已知的疑犯名單的确極短，但他和他的部門照樣得把檔案、政治事件記錄和判決等資料查上好幾個小時。
這可不像刑事處，他們隻要懷疑就可以了。
所有的東西都要查閱。
狄克遜提供的簡要介紹裡隻有一線“曙光”，這個人是一個職業刺客，而不是那些腦子裡萦繞着各種怪念頭的小商小販。
在某個外國元首訪問前後，那些人幾乎使政治部的工作成為一場噩夢。
他知道有兩個督察手頭正在調查的工作不算太重要。
他通知他們，不管手上正忙些什麼，都必須擱下，立刻來他辦公室報到。
他對兩個人說的比狄克遜對他說的還要少。
他隻告訴他們要找什麼，卻沒解釋原因。
他認為，法國警方懷疑有個人可能要刺殺戴高樂，應該和在蘇格蘭場政治部搜索所有檔案和記錄沒什麼關系。
三個人把辦公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