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我下班後回家，看見妻子坐在廚房的桌邊，面前放了一把園藝剪刀。
她面帶微笑，說明等待我的不會是很大的麻煩。
可是，她又說她要我的錢包，這就不妙了。
不管怎樣，我還是把錢包遞給了她。
她翻出我的德士古聯名信用卡——新婚夫婦通常都會收到這樣的東西——拿起剪刀把它剪成了三塊兒。
我抗議說，這張卡非常好用，而且我們每個月末起碼都能支付最低還款額（有時還能多還些），她卻隻是搖搖頭說，我們脆弱的經濟狀況承擔不起利息。
“最好還是擺脫誘惑，”她說，“我已經把自己那張剪掉了。
”
就這樣，接下來的兩年裡，我們倆都沒有用過任何一張信用卡。
她的做法是正确而明智的，因為當時我們才二十出頭，有兩個孩子要照顧，就财務狀況而言，也就算是勉強能把頭浮出水面。
我在高中教英語，學校放暑假時則在一家洗衣店為汽車旅館洗床單，偶爾還開車為這些旅館送貨。
塔比白天照顧孩子，趁孩子們午睡時寫詩，等我回家後則到唐恩都樂甜甜圈店值全職班。
我們倆的收入加起來也隻夠支付房租、食品和小兒子的紙尿褲，想裝部電話都沒錢。
電話的難題是通過德士古信用卡解決的，畢竟能打長途的誘惑太大了。
剩下的錢還夠偶爾買書——我們倆都是離了書就活不了的人——和為我的壞毛病（啤酒和香煙）買單，除此之外就不剩什麼了。
毫無疑問，更無法負擔那個方便卻本質危險的小塑料片的利息。
攢下來的一點點錢通常用來付修車費、醫療費或是塔比和我口中的“養兒費”：玩具、護欄和那些令人發瘋的理查德·斯卡裡童書。
那些錢通常是我将短篇賣給《騎士》、《纨绔子弟》和《亞當》等男性雜志後賺來的。
我那時的寫作是談不上什麼文學性的，讨論作品的“持久價值”就像擁有德士古信用卡一樣奢侈。
故事成功賣出時（并不總是如此），它們僅僅被視為外快閑錢。
在我眼裡，它們就像是一個個彩罐，被我不是用棍子，而是用想象力不斷地擊打。
有時候，罐子破了，會掉出幾美元。
有時候，什麼都沒有。
幸運的是——當我說自己在多個方面無比幸運時，請相信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