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明什麼？”我問。
“這說來話長了，是一種可能性嗎？”
“隻要我們都彼此信任對方。
”
“半信半疑，”他說，“對于我們接下來要談的，這就已經足夠了。
”
“為什麼偏偏是我？”
他聳聳肩說道：“你恰好這時出現了。
”
“是。
”
“看起來有點拘謹。
”他說。
“很明顯，我很小心翼翼。
”
他一口喝完了啤酒：“與你比起來，我失去了更多。
”
“好吧，那，”我說，“取決于你想要的東西。
”
“我什麼都不要。
”他說。
“你想要加入我們嗎？”我問。
“你瘋了嗎，還是你太笨了？”他溫和地說。
基特裡奇，我正在想，如果領導看到這個手稿，情況該有多麼糟糕。
從他的聲音根本聽不出來他有冒犯我的意思，他隻不過把我看成了一個呆頭呆腦的人。
“不，鮑裡斯，”我說，“我既不瘋也不笨。
你接近我，對我表示友好，而且還暗示我們倆有許多話要聊，你這樣做，如果不是想加入我們，那你要我怎麼想？怎麼解釋你的行為？”
“你可以想，”他說，“這剛好證明了你們對我們的人的絕對藐視。
”
“那你要告訴我，我們為什麼來這兒嗎？”
“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
“那能由我來決定嗎？”
他什麼也沒說，我們彼此挨着桌子坐着，看着咖啡館的盡頭——沒有前窗，僅有一個遮雨棚，每當有卡車經過時，這個遮雨棚發出的聲音就像有人開了一槍。
“讓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我說，“你真正想要什麼？”
“政治情報。
”他微笑着，似乎這隻是他的一句玩笑話。
“我倒是更想從你那得到情報而不是給你情報呢。
”
“當然了，”他疲倦地歎息一聲，接着說，“克格勃，代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
“這我知道，”我說，“即使國務院的外交事務辦公室也知道這一點。
”
他面帶微笑地看着我，我一直堅持小心謹慎。
“克格勃裡有許多部門。
”他說。
“這我也知道。
”
“說到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第一部門由蘇聯駐外官員組成，第二部門負責國内安全，與你們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相對應。
”
“是的。
”我說。
“我們的‘聯邦調查局’，也就是第二部門，在美國有很高的聲望。
說它效率很高，但是我們國内很多人都認為它辦事很愚蠢。
想聽笑話嗎？”
“好吧，”我說，“我願意聽。
”
“當然，”他說，“誰不想聽故事呢？”
現在，我們兩人都笑了。
這很滑稽，我們都知道我在鬼鬼祟祟地錄音，所有的談話内容都會被認真分析。
我們痛飲啤酒，一杯杯幹完。
他拍了一下手，一個服務員就送來了兩個杯子和一瓶伏特加。
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咖啡館裡可能有俄羅斯便衣戰士，某個角落可能裝有竊聽器，天花闆上還可能有一個攝像頭在那兒晃動。
或者馬薩羅夫僅僅是這兒的常客，所以老闆才知道他要伏特加。
是的，基特裡奇，的确很滑稽。
馬薩羅夫手裡拿着杯子，就像以酒為生的酒鬼一樣一飲而盡。
“有兩個第二部門的人追趕另一輛車裡的男孩和女孩，他們開車駛過莫斯科街道，然後上了高速公路。
這兩個人和外國人在一起——他們不應該和這些人在一起，但是他們是高幹子弟，因此一點也不怕。
他們還對彼此說：‘我們甩掉這些惡棍怎麼樣？’”他停下來問：“惡棍？”
“這個詞用得好。
”
“愚蠢的警察。
惡棍，用得好，是嗎？”
“完全正确。
”
“因此，男孩和女孩把他們的車停在了路邊，在他們之後，其他的車也停在距離他們一百米遠的地方。
勇敢的男孩走下車，把車蓋打開，暗示摩托車出了故障。
你猜惡棍做了什麼？”
“你快告訴我吧。
”我說。
“他們走下車，”鮑裡斯慎重地說，“把車蓋打開，模仿前面那個男孩！”
“啊，”我說，“真愚蠢！”
“我們第二部門，”他說，“真的處處是蠢蛋。
”
“為什麼你要告訴我這些呢？”
“因為，你所在的中情局應該區别于這兩個部門，你們把所有的克格勃都看作殘忍的人。
”
“噢，這話說得不對，”我說，“我們花了幾周的時間分析捷爾任斯基從《金碗》中所學到的東西。
”
現在，他開始狂笑，他笑得很大聲，而且猛打我的背。
鮑裡斯真是一個堅實的男人。
“我喜歡你。
”他說。
“‘眩暈也是一種享受’。
”我回答道。
我們又笑了，我們實際上也互相擁抱了。
當歡聲笑語過後，他又突然變得很嚴肅。
“是的，”他說，“我們待在第一部門就得出國工作，也因此我們有義務研究他國的變化。
我們意識到蘇維埃系統存在缺陷，這讓我們很頭疼。
盡管受官方機構的策略限制，我們還是盡量把最準确的信息傳至國内。
我們試圖糾正我們偉大的蘇維埃夢想，但是，好吧，結果很不理想，我們不應該白費功夫。
第一部門的領導比你國家任何一個人都清楚蘇聯所做的是錯的。
”
“這并不是我們所得到的印象。
”
“當然不是，在你看來，克格勃就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