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接受“頂點”同事的任何邀請，所以沒有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錯，但我隻是不在乎别人是否認可我付出的努力。
在烏拉圭，事情更簡單，在那兒，每個人的社交生活基本都是在使館派對上展開，輕松愉快。
但是來到這兒，全球各處駐點的特工都擠到邁阿密，沒有了大使館的約束，所以這更像一個新興之城。
顯然還有一個例外——雖然每個人早上都會去贊尼特，但是一到晚上，大家就會分散到佛羅裡達的各個旅館，當然是他們住得起的旅館。
因此我有兩個選擇：要麼和已婚夫婦親密交談，要麼和像我一樣的單身職員喝得酩酊大醉。
但是兩者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如果是跟已婚夫婦交談，那麼肯定這位妻子就會介紹自己的女性朋友給我，或者就是修理他們孩子放在院子裡的塑料自行車；單身職員讓我想起了農場訓練的日子——這裡還殘留許多農場支援軍隊的痕迹，所以跟他們喝酒隻是徒增傷感罷了。
當然，到哪兒都有霍華德·亨特的身影。
在烏拉圭，我大部分夜生活都是和亨特還有桃樂絲在一起。
但是現在桃樂絲還在蒙得維的亞，她要等到孩子們學期結束才回來，而亨特則穿梭在華盛頓和邁阿密兩個城市間。
我們一周見一次面吃晚飯，每次吃飯時他總會就婚姻問題對我指責一番。
白天佛羅裡達州籠罩在熾熱的陽光下，夜晚住宅區街道上種着的夾竹桃和三角梅散發着迷人的香氣。
此刻，我感覺自己在等待着什麼，但“等待”這個詞似乎才是最讓人絕望的。
基特裡奇，我似乎就是在等待，我在等待愛情。
從許多被遺忘的老電影中，感知那最廉價的興奮，品味那最香醇的美酒。
寫到這裡我停了筆，然後上床睡覺。
早上醒來我意識到，把這樣一封信放在旅館裡并不安全，于是我便停在保險箱前，把這封不能郵寄的信鎖進了信箱裡。
晚些時候在贊尼特，好像辛苦寫這封信為我帶來了一種魔力——夏洛特用公用電話打給我，說想跟我談一談。
我能找到一些借口去華盛頓嗎？能，因為霍華德一直說派我去華盛頓。
“最早什麼時候？”
“明天。
”
“一起吃午餐，一點，哈維餐館見。
”電話的嘀嗒聲在我耳畔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