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船長，在我們學校裡也可能是首屈一指的。

    他根本就沒瞧得起這場比賽，所以才讓我這個沒經驗的人做他的助手。

    但在比賽中，我們沒遇到好風，運氣糟透了。

    風剛刮起來就沒了，微風把我們往前吹了一小段，然後又停了。

    最後，我們站在桅杆旁，大三角帆挂在船頭，瞅着一條船在我們前面慢悠悠地往前蕩着。

    船上掌舵的是個上了年紀的婦人。

    她的船比我們那條離岸更近。

    她曾打賭，說今早要是沒有風的話，她單靠輕拍湖岸的浪頭也能到達終點，因為浪是朝着一條小河湧去的。

    她這樣做就對了。

    起初她落在我們後面有三條船加在一起那麼遠，現在卻甩下我們有八條船遠。

    我們隻拿了個亞軍，在離岸五百碼遠的地方，一動不動。

    她比我們那隻老狐狸還要狡猾。

     過了一會兒，我就感到乏味了。

    我和與我同室的那個家夥開起玩笑來。

    船長不吱聲，忍着。

    但那隻懶洋洋的大三角帆終于讓他沉不住氣了，他朝我發起火來，“如果我是你，我早該閉上嘴了，它把帆上的風都弄跑了。

    ” 我講完以後，父親和我笑得不得不抱在一起，轉上幾圈，以保持平衡。

     “對，”大麥克說，“和那種人在一塊，被抓着還是一種偏得呢。

    ” 這樣，我就用不着再告訴他我是怎樣在狂笑和憤怒的叫罵聲中，回到我的房間裡的了。

    這些責罵真叫我有口難言。

    顯然，在埃克塞特讀一年書實在太短，還學不到有錢有勢人的習慣。

    （噢，英國人的大派頭在他的鼻子裡，而愛爾蘭人的腳指頭長着毛。

    ） “我會把你被開除的事向你媽解釋的。

    ”大麥克說。

     “太謝謝你了。

    ”我知道，他和母親可能有一年沒說話。

    但我不能見她。

    她一輩子也不會明白的。

    從我十一歲到十三歲（而且每天晚上都不着家），她每天晚上都想方設法坐在我身邊，從路易斯·昂特邁耶編寫的《名詩集》中選一首讀給我聽。

    因為她的培養（和昂特邁耶那本詩集的熏陶），就是在不走運時，我也喜歡讀幾首詩。

    我現在不能告訴她，我的事還有别的理由。

     當然了，我不得不聽父親每喝一杯就說聲，“它把帆上的風都弄跑了。

    ”父親和從前許多好喝酒的人一樣，每喝一杯便重複一句。

    可就到這裡，我再也想不出來了。

    電話鈴響了，今天早晨已經響過兩回了。

    我操起話筒，沒感到會有什麼吉兆。

     原來是望夫台酒家的老闆打來的。

    “馬登先生，”他說，“我并不願意打擾您，但是我那天晚上發現您似乎認識同您一起坐在休息室裡的那對夫婦。

    ” “噢，對，”我說，“我們在一塊喝得很痛快。

    他們從哪兒來的——西邊，是不是？” “吃飯時，”他回答說，“他告訴我，他們是從加利福尼亞來的。

    ” “對對，我想起來了。

    ”我說。

     “我問您是因為他們那輛車仍放在停車場上。

    ” “這可奇了。

    ”我告訴他，“你敢肯定是他們那輛嗎？” “嗯。

    ”他回答道，“我肯定，一定是他們的。

    他們停車時，我碰巧看見了。

    ” “這可奇了。

    ”我重複說。

    我身上那個刺花紋開始劇烈地疼了起來。

     “說實話，”他說，“我希望您能知道他們現在在哪兒。

    ”他停頓一會兒，“但我猜，您不知道。

    ”“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

    ” “那個男的信用卡上的名字是倫納德·潘伯恩。

    要是明後天他們還不來取車的話，我想我就得去檢檢他們的VISA卡了。

    ” “我想你是該去檢檢。

    ” “您不知道那個女的叫什麼名，是吧？” “她的确告訴我了，可是，你知道，如果現在我能想起來的話，我他媽的就不是人。

    如果我真的想起來了，就挂個電話給你怎麼樣？他的名字的确叫潘伯恩。

    ” “馬登先生，真抱歉，一大早就打擾您，但這種事也太少見了。

    ” 就指望這個了。

    挂上電話後，我怎麼也不能從苦苦的思考中掙脫出來。

    每個念頭都朝那片森林裡跑。

    找出來！但這使我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

    我就像個得知患了精神病的人一樣。

    這種病隻能靠從五十英尺高的懸崖上往水裡跳才能治好。

    “不，”他說，“我将躺在床上。

    我甯可去死。

    ”他在包庇什麼呢？我又在包庇什麼？但是，恐俱使一切都變得可怕起來。

    好像我在夢中得知，鬼城裡最最壞的惡毒行為都聚集在特普羅林中那棵樹底下。

    它們能不能鑽進我的心裡，要是我回去的話？那就是我的邏輯？ 我坐在電話旁，驚恐萬分，與肉體的痛苦一樣可感觸到。

    我的鼻孔比腳還涼，肺裡燒得厲害——我開始重新讓自己平靜下來，這和體力勞動差不多。

    多少個早晨，我吵吵嚷嚷地吃完早飯後，一頭鑽進我那間位于最頂層的小屋，在那兒，我俯瞰着海港，試圖寫點東西。

    我學會了每天早晨怎樣分開我生活中的所有殘骸，就像從一碗湯中撇出不能吃的東西一樣。

    這些殘骸可能會影響我那天的寫作活動。

    所以我有凝思的習慣，我是在兩個地方養成這種習慣的，一是在監獄，二是在自己家。

    我學會了在家裡，每天早晨，無論我妻子吵鬧得多煩人，我都能工作下去。

    我能和我的思路朝同一方向發展下去。

    假如我眼前的大海狂濤四起，這沒什麼，我知道，要是沒有其他事，現在我就必須去回想一下我父親，而不是去問什麼沒有答案的問題。

    “别試圖去想你想不起來的東西”一直是我恪守的座右銘。

    記憶力與性機能一樣，玩命去想你想不起來的東西——無論這種需要是多麼緊迫——就好像姑娘在你前面叉開大腿，可你那件東西——那條倔強的野狗硬是執拗地不動地方。

    你就得放棄這次豔福。

    我有可能想得起來，也有可能想不起來兩夜前所發生的一切——我會等着，但暫時我不得不在我那恐懼的周圍修築一道圍牆。

    所以，對父親的每一回想，都像是塊安放得很是地方的大石頭。

     于是，我又想起往事來。

    我知道心情平靜的原因是默想着對父母的熱愛，無論這種愛是多麼令人苦惱。

    由于今天早晨我為自己倒了杯酒，作為我稱之為合法的鎮靜劑，又由于我來到了三層樓上的那間書房，在那兒，我過去常常是一邊工作一邊觀賞海灣的景色，所以我想起了有關道奇，“大麥克·馬登”的傳說，并冥想着他給他，給母親和我帶來的巨大損失。

    因為從他的個頭和塊頭來看，他給我們的東西很少。

    可以告訴你，我父親的很多東西在他見到我母親以前就已失掉了。

    這是我小時候，從他的老朋友的談話中聽到的。

     我記得，他們過去常常到我家來看他，一來就是一下午，然後再到他的酒吧去。

    當時我們住在長島。

    因為他們都是些碼頭工人，有些人和他一樣以前都在碼頭幹過，幾乎個個都是大塊頭。

    隻要他們一站起來，我母親那間不大的起居室，就像一隻裝得太滿，馬上就要翻了的小船。

    他們一來可把我樂壞了。

    從他們那兒，我左一遍右一遍地聽到我父親那偉大的曆史。

     幾年後，有個律師對我說，要是兩個證人所講的都一模一樣，那你就是在聽一個謊言。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在關于我父親的傳說中一定有很多是真的了。

    十個人講的十個樣。

    但他們都會講到：三十年代後期的某一天，當時，意大利人把愛爾蘭人從碼頭工人工會的領導席上趕跑了。

    我父親是愛爾蘭人碼頭工人協會的領導人之一。

    在他正要把車停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條側街上時，有個人從一個門口沖了出來，用45号手槍（我還聽說是38号手槍）朝他連開六槍。

    有多少發子彈打中了他，我也不清楚。

    這叫人很難相信，但大多數人都說是六發。

    他洗澡時，我在他身上查出四處槍傷。

     那時候，他因為力大過人而名聲顯赫。

    碼頭工人中的壯漢子肯定是個非凡的人。

    可在被子彈打中的那一瞬間他肯定和科迪亞克棕熊一樣有勁，因為他擡頭看看那個攻擊者，向前邁了一步。

    那個帶槍的歹徒（我想，他那支45号手槍裡面的子彈打光了）看到他的受害者沒倒下，拔腿就跑。

    我很難相信這些，但我父親真的追那個小子去了。

    他沿着格林威治村七号大街追了有六個街區遠（有人說八個街區，有人說五個，有人說四個），但真需要那麼遠的距離道奇才會意識到他追不上了，于是他就煞住了腳步。

    就在這時，他才看到鮮血從鞋裡滲了出來，并覺得腦袋迷糊。

    他剛剛感到有些天昏地轉，就轉過身來，發現他就站在聖·文森特醫院的緊急入口前。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

    他憎恨醫生，恨那些醫院，但他還是走了進去。

     在值勤台旁的那個工作人員可能認為剛進來的是個醉漢。

    一個渾身是血、塊頭很大的狂人搖搖晃晃地朝桌子走來。

     “請坐，”那位護理員說，“排隊等着吧。

    ” 當父親的朋友講起他這個故事時，他常常隻是點點頭或皺皺眉而已，但一講到這塊兒，他有時便要為自己說上幾句。

    在我很小的時候，他眼裡射出的那股惡狠狠的目光，對我那個已經夠緊張的幼小心靈來說簡直可怕極了，我曾有一兩次吓得尿了褲子。

    （盡管在這位真正的男子漢面前，我沒把尿褲子的事告訴别人。

    ） 父親在講這段故事的時候，總要抓住想象中的那個護理員的衣衫，他的胳膊直挺挺地伸着，手指摳住那個小子的衣領，好像他的氣會一下子跑光了似的，但他剩下的力氣就足夠把那個人類中的冷血動物甩到牆上。

     “照顧我一下，”道奇·馬登在我母親的起居室裡以低沉可怕的聲音說，“我傷着了。

    ” 他的确傷得不輕。

    他們讓他在聖·文森特醫院住了三個月。

    出院時，他頭發都白了。

    從此他與工會一刀兩斷。

    我現在也不明白是在床上躺久了，便會使他元氣大傷了呢，還是因為愛爾蘭領導者在這場争奪權勢的鬥争中失敗了。

    也許現在，他的心轉向了别的地方，那個充滿了難以言表的悲傷的遙遠的地方，在那兒，他将度過自己的餘生。

    這樣，我還沒出生時他就退休了。

    也許，他是因為失去了顯赫的地位而憂傷，他再也不是勞工領袖了，隻是個大塊頭。

    後來，他從親戚那兒借了點錢，在南岸四十英裡遠處的日出公路邊開了個酒吧，十八年來，他一直是這個店的老闆。

    他的酒吧既沒興隆起來可也沒倒閉。

     如果按這種描述來看，絕大多數酒吧都想勤儉辦店，因為通常沒有多少人光顧它們。

    可父親的那個酒吧就像他本人一樣，塊頭很大、慷慨大方，不過在管理方面不很理想，即使大麥克看上去的确像個侍者。

    酒吧的這種氣質和形狀就是從他那兒學來的。

     他圍着塊白圍裙，頭頂早生的白發，在那兒站了十八年，顧客吵鬧時他那雙藍眼睛上下打量着他們。

    他的皮膚因酒類的不斷流入（“這是我唯一的良藥”，他常常這樣對母親說），紅得使他看上去像一個氣得怒發沖冠的人。

    其實，并不真的這樣。

    他那張紅臉叫人感到，他兇得像隻在鍋裡做最後掙紮的龍蝦。

     每天，光顧他酒吧的人很多，到了星期六就會有滿滿一屋子人，除此而外，還有來喝啤酒的、夏季的遊客、周末從長島來到這兒幽會的情人和來來往往的漁民。

    他本能夠發财，可他自己喝了一部分，大部分都又隔着櫃台給了出去。

    他免費為全屋子的人提供飲料。

    他白讓人喝酒，所有費掉的那些錢足夠安葬他們的爸爸、媽媽，叔叔、嬸嬸的了。

    他無息借給别人錢，可是能要回來的并不多。

    他又給出去一部分，賭輸了一部分。

    正如愛爾蘭人所說的那樣（是不是猶太人也這麼說？），“這才是生活。

    ” 除我母親外，人人都愛他。

    随着歲月的流逝，她對他越來越冷淡了。

    我過去常常好奇地想，他們是怎麼結婚的。

    最後，我認定他們見面時，她肯定是個處女。

    我懷疑他們之間那段短暫、充滿了愛情的浪漫史，不僅僅是由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促成的，而且還應歸于她也是個開明人。

    她公然反抗父母對愛爾蘭勞動者和酒吧間那股酒味的偏見。

    這樣，他們才結了婚。

    她個子不高，穩重端莊，長得很好看。

    她是從康涅狄格州一座漂亮的小鎮來的學校教員。

    她的纖細與他的粗大正好形成反比。

    對他來說，她舉止文雅得就像個貴婦人。

    我想，對他來說，她一直是個貴婦人。

    盡管他不承認，他内心深處最大的成見也還是：戴着長手套的貴婦人的手，文雅漂亮，優美動人。

    但他照舊愛她。

    他因娶了這樣一位女性而感到受寵若驚。

    可是，他們并不是一對情投意合的夫婦。

    用他的話來說，他倆誰也不能把對方移到左邊，連移動陰毛那麼長的一段距離也辦不到。

    要不是我在，他倆在一起待上一會兒就會感到掃興、乏味。

    可是我确确實實在他們中間，所以直到我十五歲時，他們才分手。

     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