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上耍了些花招後，我感到很生氣，又很好奇，很想喝口酒。
這時，我才想起來，自從那天晚上在望夫台酒家喝過酒後，到現在我滴酒沒沾。
所以一回到家，把車停好我就朝鎮碼頭走去。
在鎮中心，有幾家好酒吧：海灣州酒吧（我們都管它叫博裡格）、普博艙闆酒吧、魚和餌酒家（又叫血桶，以紀念在那裡發生的毆鬥，當然這個名字是非官方的），這都是些好酒吧，但不是豪華酒吧。
同以前一樣，酒吧裡很昏暗，髒得叫你覺得很舒服。
你可以蹲着，舒舒服服地喝酒，那種舒服程度絕不亞于待在條件好又可靠的子宮裡的胎兒。
頭頂上面吊着幾根熒光燈，老掉牙的自動電唱機有氣無力地轉着，一點也不刺耳。
當然在夏天，像博裡格這樣的酒吧，顧客比紐約地鐵交通高峰時的人還多。
據說有個夏天，巴德韋塞啤酒廠或者是謝弗啤酒廠或是那些馬尿啤酒廠的某一家公共聯系處的人，在酒吧和餐館之間舉行了一次競賽，看看在馬薩諸塞州哪家啤酒賣得最多。
結果是，在七月，普羅文斯敦的一家名叫海灣州的酒吧啤酒賣得最多。
這一點，我确信不疑。
八月間一個周末的早晨，幾名高級職員身穿輕便夏裝飛了過來，同行的還有一個電視攝制小組，準備把授獎儀式錄下來。
他們想拜訪一下像國民警衛隊訓練場那麼大的有龍蝦和炸魚加土豆片的地方。
這種地方你在海恩尼斯能找到。
可他們所看到的卻是昏暗、惡臭的博裡格。
那兒的顧客隻買得起啤酒，二百人擠在一起，站着喝。
博裡格從前門到後部發臭的垃圾箱之間的距離，可能隻有蓋貨車那麼長。
論食物，你能買到夾有火腿、奶酪或是靈格加香腸的“英雄”三明治。
電視攝像機轉動時，那幫嬉皮士站起來說：“啊，是這種啤酒。
質量最操蛋。
你那電視錄像機上面的紅燈是幹嗎用的？我是說得太多了，是不是？不說了！是不是？”
冬天，這裡的人也不少，但你能找到個地方坐下，了解到今天所發生的一切。
中午時，許多商業漁船都将靠岸。
船員們都會到這兒來喝上幾杯。
木匠，販毒的，捉販毒的，幾個在夏季别墅裡幹雜活的，在星期五手拿救濟支票的未婚年輕母親和其他拖着腳走去讨口飯吃的，或者找朋友弄杯酒喝的，都在喝着我們那些好馬尿。
我認識其中的大部分人，隻是程度不同罷了。
如果他們卷進了現在與我有關的那件事，我可以好好講述他們一番，因為他們無論長得有多麼像，但都是獨一無二的。
可是，在冬天，正如我說的那樣，我們看上去是用一個模子造的。
我們一身灰黃色，人人都穿着軍隊的剩餘軍裝。
一個故事就足夠了。
我住在一個葡萄牙人居住的小鎮。
這個故事裡，除了斯都迪之外沒有本地人。
斯都迪把葡萄牙人的臉都給丢盡了。
在冬天的一個下午，博裡格人少得都有些不自然了。
一位約有八十來歲的葡萄牙漁民坐在櫃台旁。
因為長年勞動，他身子彎曲得好像是棵從海岸邊大石頭縫裡長出來的柏樹。
這時，又有個漁民走了進來，他患有嚴重關節炎。
他倆一塊長大，一起踢足球，一起高中畢業，在同一條船上幹活，一起來個一醉方休，可能還相互誘奸對方的妻子。
可現在，八十歲時，他們相互怨恨竟跟年輕時在水坑裡打拳架時差不多。
坐在凳子上的那位，站起來扯着三月風那樣粗啞的大嗓門喊了起來：“我原來尋思你死了呢！”另一位停住腳，回頭瞅了瞅，像海鷗似的尖聲回答說：“死了？我會參加你的葬禮。
”他們一塊喝起啤酒來。
這隻不過是另外一種驅散鬼魂的方法罷了。
葡萄牙人說話時，知道該怎樣喊叫。
我們都跟他們學。
在别的地方，他們測量酸雨的濃度或空氣污染的指數或土壤裡氧化物的含量。
在我們這兒，除了捕魚和出租房子以外沒别的工業，也沒有農業。
空氣和沙子都是幹淨的。
但是，在酒吧裡感覺不到酒精重量的日子很少有。
當我在不眠之夜與鬼城裡的精靈攜手同行時，我感到大家都注意到了我。
我可能是灑在水池中的一瓶鋼筆水。
我就像根架在微火上的爛木頭似的得到衆人的歡迎。
同樣，正如我以前在酒吧工作時所看到的那樣，每間酒吧，就像每一個家庭一樣，都有它特殊的習慣。
在這個爐子裡冒煙的那根木頭在另一個爐子裡卻火苗四起。
我的陰郁心情，和随之而來的腎上腺素，再加上頭發顯示出來的發狂與焦慮的情緒（這是毫無疑問的）沒多久就使博裡格的氣氛發生了變化，歡笑聲不斷，人人喜氣洋洋。
一直在自己桌旁喝悶酒的站了起來，朝别的桌子走去。
穿戴講究的和他們的老婦人剛才一直沒吱聲，現在也開始感到心裡迷瞪瞪甜絲絲的了。
而這時，我隻是在與心裡的恐怖秘密交談着，而不是與在場的任何人搭話兒——普羅文斯敦的每個冬季都可以用那年冬天最受歡迎的人的名字來命名。
我自己認為，點燃這把火的是我，盡管我所做的隻不過是朝别人點點頭，在賣酒的櫃台前被圍個水洩不通罷了。
皮特波蘭佬頭一個向我湊過來，我們扯了幾句，可這幾句差一點沒把我的脖子扭下來。
“喂，”他說，“我和你妻子談了一陣子。
”
“今天嗎？”
他悶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