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樣品都是高加索人的，從質地、顔色、沒有燙染和總的健康情況來看兩份樣品完全一樣。
”
辛西娅從顯微鏡上擡起頭來。
“是的，它們看上去一模一樣。
”
盧畢克總結道：“我覺得這些頭發全出自同一個人。
從洗手池中發現的這根頭發很短，無法做攝譜分析等項實驗。
如果能做，我也許會找到更多的相同之處。
任何進一步的實驗都會改變或毀掉這僅有的一根頭發樣品。
”她補充說，“發刷上的頭發有些有發根，一小時後我就可以告訴你們那人的性别，并且可以拿一個脫氧核糖核酸的标識給你們。
”
我點點頭，“明白了。
”
辛西娅站起來對盧畢克說：“請給樣品做上标記。
裝起來并附上一份報告。
”
“是，長官。
”
“謝謝。
”
塞夫爾問我：“憑這些證據能逮捕一個人嗎？”
“不行，但是可以讓我們看清一個人。
”
“那人是誰？”
我把他拉到離技術人員遠一些的地方，說：“一個叫查爾斯-穆爾的上校。
你們要比較的就是他的車印。
穆爾的辦公室也在心理訓練學校裡。
他是被害者的上司。
我正打算查封他的辦公室，等獲準後把它搬到這兒來。
”
辛西娅走過來說：“在此期間，考爾，請比較一下穆爾上校發刷上的指紋和從安的車上發現的指紋，再比較一下垃圾袋和袋内物品上的指紋。
”
“好。
”他想了一會兒，接着說，“如果這個穆爾上校認識被害者的話，即使指紋吻合，也不能最後認定他在現場。
他有足夠的理由說明為什麼他的指紋會在安的手槍套上或者在她的車上。
”
我回答說：“我知道，但是對于他在垃圾袋上留下的指紋，或者在第5射擊場留下的車轍印他就很難解釋了。
”
考爾點點頭。
“還有，你需要去确認一下他在案發那段時間内是否在現場。
”
“對。
所以我想讓你比較一下發刷上的指紋和你在帳篷樁上找到的殘缺不全的指紋。
如果我們有了他的車轍印和足夠的指紋，那麼套在他脖子上的繩索就會更緊了，對吧？”
考爾點點頭。
“對，你是偵探，可确定誰是罪犯還是靠我。
但你根本不知道我這兩天幹了什麼。
”他轉身走向那些正在研究指紋的技術人員。
辛西娅對我說：“如果我們審問穆爾，用這些證據指控他，他很可能會承認這是他幹的。
”
“對。
但如果他說他沒幹，那麼我們就會被送上軍事法庭。
不管法庭判決是一個美國上校勒死了将軍的女兒，還是準尉布倫納和森希爾抓錯了人，放跑了真正的兇手，都是法庭的恥辱和軍隊的恥辱，都會因此而臭名遠揚。
所以我們要屏息加以提防。
”
辛西娅思考了一會兒，問我：“如果所有的證據都證明是穆爾幹的，你還有什麼疑點嗎？”
“你有嗎？”
“疑點？是的，我有。
我真是不能想象穆爾和安-坎貝爾兩人一起做了那樣的事。
我無法想象是他勒死了安。
他的樣子像個在咖啡裡下毒的壞蛋，而不像一個動手殺人的罪犯。
”
“這也正是困擾着我的問題。
但是你不知道……可能是她叫他這麼做的，是她懇求他殺了她的。
我曾經看見過這樣的事情。
就我們所知，穆爾有可能用的是換腦藥，這藥他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搞到。
”
“很可能。
”
我從辛西娅的肩上看過去。
“現在執法官來了。
”
肯特上校正穿過飛機庫向我們走來。
我們走過去迎上了他。
他問：“有什麼新情況嗎？”
我答道：“罪犯快找到了，比爾。
我正等着指紋和車轍印的鑒定結果。
”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你不是開玩笑吧？是誰？”
“穆爾上校。
”
他好像在考慮這件事，接着點了點頭。
“合乎情理。
”
“怎麼合乎情理，比爾？”
“嗯……他們關系密切，他也許會有機會。
我相信他幹得出來。
他很古怪。
我隻是不知道他的動機是什麼。
”
“我也不知道。
”我問肯特：“給我講講坎貝爾上尉和将軍吧。
”
“哪個方面？”
“他們的關系密切嗎？”
他盯着我的眼睛，說：“不密切。
”
“說下去。
”
“嗯……也許我們可以另找個時間來談。
”
“也許我們可以到福爾斯徹奇去談。
”
“嗯，别威脅我。
”
“哎，上校，我是謀殺案的調查人員。
你也許覺得受到某種社會的壓力和職業的約束，但你大可不必。
你的責任隻是回答我的提問。
”
肯特看上去不太高興，但我用肯定的口氣告訴他要放下包袱，這好像又使他輕松了許多。
他向飛機庫的中心走去，我們跟在後面。
他說：“好吧。
坎貝爾将軍不贊成他女兒從事軍事工作，不贊成她同那些男人交往，不贊成她住在基地外面，也不同意她跟像查爾斯-穆爾那樣的人往來。
可能還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
辛西娅問：“他不為她感到驕傲嗎？”
“我想不。
”
“軍隊可為她而驕傲。
”辛西娅說。
肯特說：“在這件事上，軍隊同坎貝爾将軍有着均等的選擇權。
老實說，安-坎貝爾是一手控制着将軍，一手控制着軍隊。
”
辛西娅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作為一個女人，一個将軍的女兒，一個西點軍校的學員，一個頗知名的人士，她僥幸獲得了許多。
她父親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時，她已經設法擠進了征兵宣傳工作，并且一下子變成了衆所周知的人物，上電台，上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