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汽車開出基地司令部的停車場，行駛了幾百米，在路邊停了下來。
此時，我腦子裡對這次談話才遲遲做出反應，我真的感到渾身顫抖。
我說：“噢，現在知道了為什麼化驗人員在她臉頰上發現那麼多的淚痕。
”
辛西娅說：“我感到惡心。
”
“我需要喝點飲料。
”
她深深地吸了口氣，“不行，我們必須把事情幹完，穆爾在哪兒？”
“他肯定在某個地方。
”我開動追光牌汽車，直向心理訓練學校駛去。
在路上，辛西娅好像自言自語地說：“這次，坎貝爾将軍最終沒有像在西點時那樣丢下女兒不管。
他一時憤怒發作，把女兒留在步槍射擊場上，但半路上，他意識到這對他們倆來說都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
她想了一會兒後繼續說道：“将軍也許想到應該返回去，但馬上又想起他需要的東西——一把刀子，如果要割斷繩子的話，還需要衣服和一位婦女在場。
他很注意我們感興趣的那些細節，這使他從驚慌失措中鎮靜下來，所以他開車去了貝薩尼山，找他唯一信任的人。
”辛西娅停頓一下，然後問道：“我不知道福勒夫婦趕到射擊場，是否會以為是将軍勒死她的？”
我回答道：“他們可能會這麼想。
但他倆回到家告訴将軍，他的女兒已經死了……他們一定會看到他臉上那副驚恐、懷疑的神色。
”
辛西娅點點頭。
“他們會不會……他們是否應當割斷繩子，把屍體解開并拉走？”
“不，福勒上校知道，移動屍體隻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可以斷定福勒上校憑着軍人的經曆能判斷出她确實死了。
說到上校殺死了她的嫌疑，我相信，上校一定十分慶幸當時他或福勒夫人本人建議了由福勒夫人一同去接安。
”
“是的，假如隻有福勒上校一人在場，他的處境将會很糟。
”
我考慮了片刻，然後說：“我們知道，除了受害者本人，另外有4個人——穆爾上校、坎貝爾将軍、福勒上校和他的夫人——去過那裡。
我們認為他們4個誰也不是兇手。
因此我們必須設想，在那半小時裡可能作案的有第5個人到過那裡。
”我補充道：“那個人當然就是兇手。
”
辛西娅點點頭說：“我們剛才就該問問坎貝爾将軍是否知道在那個時間裡誰去過那兒。
”
“我想将軍認為是穆爾上校。
假如他認為是其他人，他剛才就告訴我們了。
我認為他至今沒想到穆爾隻是安的同謀，而不是兇手。
到頭了，不能再逼他了。
”
“我知道。
我不願跟受害者家屬談話，我常常動感情……”
“你做得很好，我做得也不錯，将軍處理得也相當出色。
”
我将車開進心理訓練學校，但穆爾的車沒停在他的車位上。
我駕車在各處尋找，依然沒有發現那輛灰色的福特牌汽車。
我說：“若是那個混蛋離開了他的崗位，我非把他的屁股塞進絞肉機裡不可。
”
一輛憲兵隊的吉普車在我旁邊停下，坐在車裡乘客座位上的是我們的老朋友斯特勞德下士。
他問：“您在找穆爾上校嗎，長官？”
“是啊。
”
斯特勞德微笑着說：“他去見憲兵司令了，要求取消對他的限制。
”
“謝謝。
”我掉過車頭，朝基地中心開去。
當我駛近憲兵司令部大樓時，我看到新聞記者仍在那裡。
我将車停在正對大門的路上。
我和辛西娅下了車，登上台階，進入大樓，徑直走向肯特的辦公室。
他的手下人說他正在開會。
“與穆爾上校一道？”
“是的，先生。
”
我打開他辦公室的門，一眼就看見穆上校、肯特，另外還有一個穿制服的上尉。
肯特對我們說：“啊，你來這裡我很高興。
”
那位穿制服的人站着。
看他佩戴的徽章，我猜他是一位軍法署官員——一位律師。
此人——他的名牌上寫着柯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