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成績算是好的，不忘做作業，值班打掃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
不過上課時極少舉手回答問題，也不出風頭，不讨人嫌，也沒什麼人緣。
母親對此頗有些不滿，但從教師的角度看，算是蠻不錯的孩子了。
“情況從學生母親那兒聽說了吧，電話裡。
”保安員問我。
“聽說了。
”我說，“扒竊。
”
“正是，”說着，保安員拿起腳下的紙盒，放在桌上，推到我這邊來。
盒裡有八個仍包着塑料紙的訂書器。
我拿一個在手上看了看：标價八百五十元。
“訂書器八個，”我說，“全部嗎？”
“是的，全部。
”
我把訂書器放回紙盒。
“價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
您肯定這樣想吧：當然不止是扒竊，而是犯罪行為。
可為什麼這麼小題大作呢，充其量才八個訂書器嘛，何況又是小學生。
是這樣想吧？”
我什麼也沒表示。
“沒關系，即使這麼想也情有可原。
畢竟較之扒竊八個訂書器，更惡劣的犯罪滿世界都是。
在這裡當保安員之前，我也在第一線當了很長時間警察，情況一清二楚。
”
保安員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說道。
我也在注意不給他以挑戰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視線。
“若是頭一回，店方也不至于因為這個程度的扒竊而一一鬧騰沒完。
我們也是靠客人吃飯的，都想适可而止，不把事情鬧大。
本來嘛，把他帶到這房間來，稍微吓唬吓唬就完了；糟糕的時候也頂多跟家裡聯系，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學校。
對這類事情盡可能息事甯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
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
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
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
無論說什麼問什麼，反正就是不開口。
用警察的說法，就是所謂緘默。
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抵觸性，态度非常惡劣。
對他說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麼，他還是默不作聲。
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
”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
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将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内容不好，不讓人憐愛。
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
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
就是說，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
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
我想象午休時胡蘿蔔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
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
“難以理解，”我說，“何苦在一個店裡那麼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
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别的店也可能幹來着。
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鐘，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
我畢竟隻是店裡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
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裡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
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
所以才勞老師大駕。
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
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系——暑假您去哪裡了？”
“沒去什麼特殊地方。
”我說。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
随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于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
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麼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闆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麼也沒說。
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蔔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
我隻好作罷。
現在在這裡怎麼問恐怕都一無所獲。
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麼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内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
至于往下怎麼辦是另一個問題。
尤其對象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
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面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幹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裡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麼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
說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