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快要說起歐陽昆侖的那段往事的時候稍事盤桓，轉頭述說着紅蓮同我之間倏忽燃燒起來的一切。
我還記得當時我是如此寫的：““老頭子”沒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東不為别的，祇為了邢福雙說過的八十四顆沉河的佛頭。
這，也才引出了歐陽昆侖從拍花賊手上救出個小女孩兒的眞人眞事。
關于此事，得從我那彭師母身上說起。
怛是我非先繞回頭說紅蓮和孫小六的事不可。
”
那是因為紅蓮乃至彭師母所得知的關于歐陽昆侖的一切都過于簡略——她們從來沒有像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曆代戰争史的史政編譯局公務員那樣認識過歐陽昆侖。
而身為國防部史編局裡一個官卑職小的研究者，家父從未見過歐陽昆侖——或者應該這麼說：家父一直懷疑他見過歐陽昆侖，但是苦無實證——顯然，要弄清楚這疑惑成為一個占據他思索、情緒乃至影響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重大任務。
我甚至可以如此斷言：恐怕正是為了弄清楚他是否同歐陽昆侖有過一面之緣，他才在民國四十二年經人介紹，進入國防部任舉的時候，自願到史編局幹一個介乎抄寫手和工友之間的臨時雇員。
又在爾後曆經無數次公務人員任用及升級考試，從“禾頭委”經“草頭薦”而“竹頭簡”，一步一步、一級一級爬上他退休之前的“簡任一級編審”的職務。
也正是這個近在咫尺、生養我三十多年的、大半生耗在故紙堆裡率領占人上戰場行軍布陣的老人，讓我發現了我一直以為隻有在離家千萬裡以外才有可能挖掘到的動人故辜——那些散落在人世間充滿悲歡離合的秘密。
這個發現的起點，可以從孫小六在青年公園擺下“天遁陣”的那幾天重新說下去，我和孫小六在那個陣裡待了幾天，祇在吃飯和上廁所的時候踩着一定的步伐，沿着一定的路線和方位進出一回——如果到了時辰交接的當口，就要約略做些改變。
我祇知依着孫小六的吩咐切實做去，既不知道那樣歪頭踮腳地走路有什麼道理，也不知道如果不那麼做的話會出什麼纰漏。
然而，我是一個對“故事”極其認眞的人——雖然那時的我小說寫得極做作、極庸俗，但是不可否認：我非常容易被任何人的任何言語所打動；隻要那人肯給我一個故事。
孫小六在那幾天裡給了我幾個可以用“說不完”稱之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裡有個大牙爺爺—！讓我假設他就是汪勳如。
第二和第三、第四個故事裡也都少不了那些蹤迹飄忽，行事神秘的老頭子；祇不過他們的出現分别在孫小六七歲、十，一歲和十七歲上——換言之：孫小六已經能稍知人事，甚至很懂點兒事了，是以後來這三個老頭子便益發鬼祟，非但在孫小六面前不肯彼此直呼對方的名字，他們甚至不願意出示本來面目，臉上總罩着一層棉、麻之類材質的面紗，或者是菜市場裡地攤上常見的妖怪面具。
民國七十一年的第四個老頭子自始至終以一種新上市的套頭皮膜子面目出現，那皮膜子的臉和當時的美國總統裡根一模一樣。
孫小六向我縷述這三個人如何将他誘騙、拐架之後授以奇門絕技的時候，所用的稱謂都是：“第二個爺爺”或“紗布爺爺”、“第三個爺爺”或“面具爺爺”，以及“第四個爺爺”或“裡根爺爺”。
“紗布爺爺”一樣是把孫小六囚在重建之後的新生戲院裡——而且這一次“紗布爺爺”自己放了一把火，沒傷着人，火勢也迅速控制住，不到一個小時就撲滅了。
可是戲院又不能開張，而“紗簾爺爺”則可以安心在裡面傳了孫小六一大套“奇門遁甲術”。
在初聽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不時地會插嘴打斷他，告訴他“我所知道的奇門遁甲”祇不過是一種和算命、占蔔或星相之學相似的東西，哪裡會有汁麼神通。
孫小六則不時地這樣答我：“我有時也不相信，我現在也不願意相信，可是我們随時都可能陷在一個陣裡，祇是自己不知道罷了。
我們如果不知道自己陷在哪個陣裡，又怎麼可能不相信到底有沒有那個陣呢？”
關于“紗布爺爺”、“面具爺爺”和“裡根爺爺”與孫小六之間的那三個故事，我必須留待說到我和孫小六大逃亡的時候再作交代。
現在我得跳過它們，直接說彭師母的部分。
不知在陣裡待到第幾天——反正是連“裡根爺爺”如何調教孫小六拳掌腰腳功夫的一段也說完了的那天清晨罷？我們幾乎整夜不曾阖眼，已經非常之困倦了，忽然，孫小六瞪起一雙滿布血絲的眼睛朝東南邊一條泥步道上一指，然後用極輕極低的一種近乎氣音的發聲方式跟我說：“那邊、那邊，樹底下，那、那是不是師、師、師父？”
我順勢看去，見樹下果然有那麼三、四個人，背對我們兩個人站個不丁不八的步子，兩腳跟不時還踮一踮、又踮一踮的老頭兒果然像是彭師父，祇不過他比彭師父胖大許多。
棉布無領白線衫和外罩的毛背心也不是彭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