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動念要寫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團》的小說的那個夜晚。
大雨又劈頭罩臉地下着了，我一鼓作氣跑到中華路、西藏路口，設想着多年以後，當孫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是不是仍然在想盡各種法子逃脫那些個老家夥的追捕？他應該也會和我一樣、先躲進路口這幢名為“南機場公寓”的國宅型建築中避雨。
彼時他身上應該還穿着那件他哥小四打從修車廠庫房裡削出來的夾克，胸前背後各繡了一組汽車油精牌子的英文縮寫字母，腰間纏着孫老虎傳給的一卷軟鋼刀，腳下趿拉着小五親手縫制的黑幫子白底棉布鞋，皮夾子勉強不算空，還塞着一疊他老娘在褥子底下攢了不知多久的小額舊鈔票。
這小子也許不急着趕路——穿一身給雨淋得透濕的單薄衣褲行功疾走，這叫沒病找病；他應該會一直在“南機場公寓”地下樓的菜市場裡等到雨過天青。
我猜那會是一個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節（最好是微帶濕涼之意的初冬）。
直至拂曉前後，夜雨漸息，孫小六不敢大意，先蹑步竄上公寓頂層的樓梯間，從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張望，确認方圓數百丈内并無任何一人的蹤影之時，他便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拳抱兩儀、眼環四象、氣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個蹲姿。
關于《城邦暴力團》，我最初的想象僅及于此。
這個小小的段落猶如一首交響樂曲乍然展開的動機，反複萦繞、回旋，從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的那個雨夜開始，可說無時無刻不在搦動着、觸探着我的意緒，直到我把它寫出來的那天為止——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把它寫出來的那天正是民國八十八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孫小六當眞從我所說過的那個五樓破窗中一躍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帶任何神秘色彩地簡述一下這個創作動機的來曆：當我瘋了似地沖逃出門，帶着些許離家出走況味地跑進一場大雨裡去，喊着：“我會把他們攪渾、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渾、再亂一點！”的時候，我的意識其實是十分清醒的。
那聽來谵妄的語言實則再明确不過了；我的意思是：我會用寫小說的方式向那些曾經以窺伺、跟監、追捕甚至偷襲等手段對付我的人們施以最直截了當的報複。
唯有透過一本小說，我也才能将“他們”多年以來亟欲掩飾、湮沒、埋葬的眞實曆史完全暴露出來。
在那樣叫嚷着的同時，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一定早已在暗中等待着——祇是“他們”不會料到：我居然如此肆無忌憚地奪門而出、呼喊奔跑，且全然處于孤立無援的境況。
然而，我眞地是孤立無援的麼？當雨水如澆似灌地把我的頭臉、四肢乃至渾身上下每一吋肌膚都淋浸冰涼之時，我猛力地搖起頭來，笑了。
不！一點兒也不！因為我确信：在“他們”的對面，還有一批經年累月置身于幽冥晦暗之地的人物也随時守候在我的四周，于眞正的危險迫近之前，這些人會從天而降，猶如在任何一部武俠小說裡都曾不斷複詠的主題旋律一般。
我笑着跑進“南機場公寓”地下樓層空曠且阗暗的菜市場裡，大口喘着氣，勉力扯開喉嘴，喊了聲：“出來罷！”
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散了市的菜場裡會藏着什麼樣的人？他們會如何現身？又會如何對付我？一多半兒的心情恐怕隻是喊爛而已——也就是說：我其實有如夜半吹着口哨、唱着軍歌、行經一個在理智的認知之下不可能出現惡魔妖鬼的墳場中竭力嘶聲壯膽而已。
帶着些許無人能識破戳穿的激憤，我喊了五、六嗓子：“出來啊！你們通通出來啊？不要讓我把事情全部寫出來啊！我反正爛命一條，你們有種就來啊！”
從廊柱和貼着白磁磚的水泥平台之間飄蕩的回聲裡，我聽見自己的虛張聲勢——這裡頭存有些許微不足道的、屬于潛意識層次的僥幸心理作祟；說穿了其實很不堪：我沒有往相反方向的雙和市場或者青年公園跑，顯然是因為那兩處所在曾經出現過萬得福、四個豬八戒、面具爺爺以及竹聯幫孝堂的痞子們的蹤迹；而闖進這裡來大呼小叫一番，的确幾分如入無人之境的氣概。
我猛裡喊破了喉嚨，咳嗽一陣，現實感也随之浮湧上來；眼下有家歸不得，我該上哪兒去把這部小說寫出來呢？
從我倚身而立的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