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自己更适合抓農業工作。
”
黃以恒繼續按照自己的思路說話：“論能力，你比我強；論關系，你是我的老上級，我把你看作是自己的老師，沒有你當年對我的批評和幫助，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嚴于律已和作風上的進步，我這都是說的實話。
如果你不願出任輕工局長，從私人關系來看，我隻能理解為你依然不寬恕我年輕無知時所犯的過失，依然不願信任我。
”
黃以恒講話一步到位，直插鄭天良的内心世界。
鄭天良有了一種走投無路的絕望感，他發現黃以恒在縣長這個位置上，果然能力就非同一般了，王部長說的話無疑是具有真理意義的，有能力論，但不要唯能力論，把你放到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了，把你放到沒有能力的位置上，你當然就沒有能力。
此時，鄭天良感到自己心裡有點發虛，能力非常平庸，他語氣不連貫地說：“黃縣長，你不要誤會了，我是搞農業出身的，醬菜廠現在還沒有達到規模化要求，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想既然你還能把我看成是以前的上級，我想請黃縣長網開一面，讓我回到馬壩去。
”
鄭天良就是不說黃以恒當選縣長是組織上的正确選擇，是全縣人民的正确選擇，也不說自己完全擁護這個選擇和全力支持黃縣長的工作，而這正是黃以恒需要聽到的。
黃以恒在人代會縣長選舉過程中，隻有一票反對，這一票究竟是誰的，也許永遠也不會清楚了，但他清楚鄭天良是縣人大代表。
一般說來，隻要是黨做出的決定，人民代表都是要無條件擁護的，比如說将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代表都熱烈擁護，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恢複一切名譽，代表也是一緻擁護。
人民代表既要代表人民，更要代表黨，黨的需要高于一切，這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
黃以恒出任縣長是黨的決定，因為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人民代表就按照黨的要求選黃以恒當縣長，除了資産階級自由化的一票外。
黃以恒将窗子打開，窗外灌進了一股新鮮的空氣和風，黃以恒說：“組織上要我出任縣長，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經驗是遠遠不能勝任的，隻能在幹中學，在學中幹。
我們作為黨員，必須服從組織安排，這是黨的紀律所規定的。
個人的利益永遠是服從于黨的利益的，你說是不是？”
鄭天良聽起來又有些刺耳了，他覺得黃以恒的話好像是他當了縣長還受了委屈一樣，自己不能幹，是黨硬逼着他幹的。
他真想說一句：“你要是不能幹，就辭職嘛。
”但他沒有說，他說，“是呀，我是黨員，當然是要服從黨的安排的，我隻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黃縣長提出個人的想法。
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來幹，我當然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這點組織原則還是有的。
”
黃以恒說：“你的要求，我個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輕工局長是縣委常委會決定的，我會在常委會上反映你的意見的。
”
分手的時候，黃以恒主動跟鄭天良握了手，并送到走廊的盡頭，應該說，這是一個縣長對下屬所能給予的最高禮遇和尊重了。
一個星期後，縣委同意鄭天良回到馬壩鄉繼續擔任鄉黨委書記兼鄉長。
黃以恒在縣委常委會上說：“馬壩鄉是我縣乃至我市的典型，鄉鎮企業和優質農業的長遠規劃還正處于發展階段，鄭天良同志不計個人得失，不留戀縣城，仍然要回到鄉下去，表現出了極強的責任心和對事業的忠誠，我個人同意讓鄭天良回馬壩工作。
”會上，黃以恒縣長還提議，别的鄉書記鄉長已經黨政分開了，但為了維護鄭天良的改革權威，繼續讓鄭天良黨政一肩挑。
這一建議受到了部分常委們的擔心，因為這不符合中央黨政分開的新精神，黃以恒拿出縣長的權威說，深圳可以搞特區，我看馬壩也可以試行一下特事特辦的新政策嘛，沒有一點改革精神是不能适應時代潮流的。
黃以恒平靜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種不可動搖的意志。
沒有人再提出異議了。
吳成業到城建局走馬上任，縣委組織部王部長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後，吳副局長按慣例要表一下态，吳成業既沒有感謝黨和組織上的關懷，也沒有說如何努力工作來回報黨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尋找已經陌生了的火葬場的氣息，他隻說了一句話：“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總算讓我見見活人了。
”
許多年後，耿天龍老人對我說，他和沈彙麗去省行政幹部學院是直奔黃以恒去的，因為碰見了鄭天良，迫不得已隻好将他和吳成業也一起拉到了酒館。
耿天龍他們在縣裡已經聽到了關于黃以恒要當縣長的消息，為了表侄女沈彙麗的調動，所以提前來給這位合安縣少壯派縣長燒香。
而鄭天良當時卻一無所知，他一廂情願地躺在那張單人床做着本來就不屬于他的政治美夢。
二000年深秋，我是一條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時，我很膽怯，城市的樓房和大街上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在拒絕着我，我裹緊質量低劣的夾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獨行，這一刻，我終于感覺到了這是别人的城市。
我是這個城市的入侵者，我從進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還住在紡織廠分的那間平房裡，現在她每天靠在一戶有錢人家當鐘點工來維持生計，而我将家産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