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米雷堤——這個假裝對《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憤怒不已的混蛋——結果卻是背後的策劃者，這讓我十分惱火。
他比混球還混球，他對戈達德不忠。
或許這讓我在做了幾個禮拜卑鄙小人之後覺得稍微有點心理安慰。
或許對戈達德如此袒護，讓我自我感覺稍微良好了一點。
可能對坎米雷堤不忠的憤怒能讓我暫時忘記自己的不忠；又可能我隻是感激戈達德挑中我、賞識我，覺得我比别人略高一籌。
我也不知道對坎米雷堤的憎恨在多大程度上來說不是出于為我自己考慮的。
有的時候，當我意識到自己并不比坎米雷堤那家夥好多少，我的心就像刀紮一樣痛。
我的意思是，在特萊恩的這個我，表面上聰明能幹，實際上卻是個潛入别人辦公室、竊取機密情報、試圖搞垮戈達德的公司的大騙子，而我居然還能坐在他的别克古董車裡……
太沉重了。
早上四點鐘，這一番讓我冷汗直流的思想鬥争搞得我疲憊不堪，這對我的心理健康是種嚴重的威脅。
最好是根本不要思考，任憑事态發展下去。
可是或許我骨子裡還是有良知的，我仍舊想把保羅·坎米雷堤那個雜種揪出來。
至少我對我現在做的事情是别無選擇，我是被逼無奈的。
然而坎米雷堤的背叛卻跟我的情況完全不同。
戈達德把他請進了公司，完全信任他，他卻積極地暗算戈達德。
而且，誰知道坎米雷堤還幹了什麼壞事？
戈達德需要知道這些。
但是我必須找好掩護——必須想個好辦法，得讓我的發現看起來順理成章，不能跟潛入坎米雷堤的辦公室扯上任何關系。
去上班的路上，我駕駛着保時捷享受着風馳電掣的感覺，同時腦子裡一直在想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到辦公室的時候，我已經想出了個好點子。
在CEO的辦公室工作，讓我權力倍增。
如果我給某個不認識的人打電話，光說自己是亞當·卡西迪，他們極有可能不會給我回電話。
但是“CEO辦公室”或者“Jock·戈達德辦公室”的亞當·卡西迪——說得好像我就坐在老爺子的身邊而不是在距離一百英尺的大廳對面一樣——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