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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正面戰場 第三章 淞滬會戰和南京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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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日軍為統一指揮,于7日臨時組成華中方面軍,松井石根任司令官,指揮第10軍和上海派遣軍。

    8日,日第10軍主力開始渡過黃浦江,上海派遣軍為支援第10軍作戰,亦分别向當面中國軍隊發動進攻。

    當晚,中國大本營發現,淞滬戰場的中國軍隊已處于即将被日軍包圍的危險境地。

    蔣介石急忙下令由上海撤退。

    由于撤退的時機過晚,命令下達的手段又極落後,命令到達各集團軍時,己是11月9日,右翼第8、第10集團軍和中央第9、第21集團軍部隊已陷于極亂狀态,各級司令部很難掌握其部隊了。

    有的部隊并未接到撤退命令,隻是看到友軍撤退也随之撤退。

    左翼第19、第15集團軍受到的壓力較小,仍暫時固守原陣地掩護右翼、中央作戰軍撤退。

     11月10日,左翼軍方逐次掩護撤退至吳福線陣地,11月12日,日軍占領上海,中國軍隊全部撤離淞滬地區。

    淞滬會戰結束。

     日軍占領上海後,第10軍乘勝由太湖以南向南京方向追擊,日華中方面軍亦認為“向南京實施追擊為有利”。

    日本大本營遂“廢止以往之作戰地域(限制)在蘇、嘉線以東之指示”,于11月24日禦前會議決定,“攻擊南京及其他地區”。

     12月1日,日本大本營正式下達“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占敵國首都南京”的命令。

    此時,日上海派遣軍已攻占無錫及江陰要塞,第10軍已攻占吳興,正分3路向南京攻擊前進中,12月6日,日軍進出至龍潭,湯山、淳化、襪陵關、宣城之線,南京處于3面包圍之中,7日,日軍向南京外圍主陣地發動總攻,戰鬥至12月10日,日軍進至城垣。

     12日,雨花台失守,全城動搖,各要點相繼失守。

    日軍由光華門、中華門突人城内。

    蔣介石下令守軍撤出南京。

     13日,日軍占領南京,随即制造了長達6個星期的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據戰後遠東國際法庭最慎重、最保守的統計,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屠殺30萬人以上。

     淞滬會戰開始時,雙方兵力都不甚多。

    但為了達到各自的戰略目的,雙方都一再增加兵力,日軍先後投入20餘萬,中國軍隊投入70餘萬,緻作戰規模不斷擴大,發展為一場曆時三月、激烈空前的大會戰。

     淞滬會戰使日本陸海軍遭到從盧溝橋事變以來從未受到過的打擊和損失,獲得全中國各界民衆和各黨派的熱烈擁護和支援,使中國達到空前的團結,振奮了中華民族争取獨立,反抗侵略的偉大精神,擴大了中國抗戰的國際影響,給國内外持“三月滅亡中國”和“抗戰必亡”觀點的人以沉重的打擊。

    同時,為沿海工業内遷、保存經濟實力赢得了時間。

     淞滬戰場的開辟,迫使日軍不得不向其本來并不願意使用陸軍的戰略方向上增派陸軍。

    随着戰況的發展,其陸軍兵力不斷增加,并将主戰場由華北轉向華東,這不僅分散了日軍的兵力,使其不能集中使用于地形開闊、利于機械化部隊作戰的華北戰場,而且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以局部戰争侵占華北,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的戰略企圖,從而陷于中國全面、持久抗戰的泥潭之中,不得不按中國的戰略方針進行作戰。

    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日本是進攻的一方,但在戰略上卻處于被動地位。

    因而,淞滬會戰的結果,在戰役上,中國軍隊是失敗者;但在戰略上,中國軍隊則是勝利者。

     國民政府統帥部的“最高戰略指導方針”是“持久消耗戰”。

     陳誠在1946年曾闡明策定這一戰略方針的主要理由。

    他說:“我以軍備不足,對有多年準備,而挾有現代化陸海空之敵,為求粉碎其速戰速決之計劃,以避免為其不斷之攻擊所殲滅,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戰略。

    一面不斷消耗敵人,一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之優勢。

    ”這一戰略指導方針,從戰争全局看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但在如何達到這一戰略要求的問題上,則有不同的作戰指尋。

     淞滬會戰,采取的是專守防禦,實質上是消耗防禦,蔣介石曾說過:“在湘北戰争(指第一次長沙會戰)以前,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取守勢的”,“處處隻是消極防禦,陷于被動”。

    淞滬會戰中消極防禦的表現,主要有三。

     首先,是死守陣地,硬拼消耗。

    寶山、羅店、大場、蘊藻浜、蘇州河等各次戰鬥,都是在無險可守的固定戰線上,同敵人進行陣地抗擊戰。

    日軍陸海空火力遠遠超過中國軍隊,在陣地對抗中,中國軍隊多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所以傷亡極大,李宗仁說:我軍“人數既多,又無險可守,敵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于陷入一座大鐵爐,任其焦煉……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血肉之軀來填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亡,辄以幹計”。

    當時的第88師師長孫元良認為,淞滬會戰是“以自己的消耗來換取敵軍的消耗”。

     其次,是兵力分散,專守一線。

    隻要一處被敵擊破,就造成全線崩潰。

    通過實踐,蔣介石也認識到這一點。

    1938年,他在第二次南嶽會議上說:“一線式陣地之不能改正,乃我們官長指揮能力缺乏,而為我軍自抗戰以來戰術上失敗最大的一個恥辱。

    ” 再次,是強調正面,忽視翼側。

    淞滬會戰中,随着正面戰線的吃緊,蔣介石置翼側于不顧,将防止日軍登陸的部隊調至正面加強防禦,以緻日第10軍如人無人之境,使淞滬戰場正面的軍隊陷于腹背受敵的危境。

    蔣介石也認為這是抗戰以來最大的挫失,他說,“上海開戰以來,我忠勇戰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機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于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大輕視敵軍,所以将該方面布防部隊,全面抽調到正面來,以緻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貢任,實在對不起國家”。

    此外,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們片面強調政略,希冀國際幹預,也是贻誤戰機和使撤退成為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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