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孫蔣初識的時間，如黎東方在《蔣公介石序傳》中說：
蔣公在光緒三十四年加入同盟會，到了宣統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機會與國父在日本見面。
原因是，國父在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經被日本政府強迫出境，到了宣統二年六月才能夠再來。
在光緒三十四年介紹蔣公加入同盟會的是先烈陳其美。
在宣統二年六月間介紹他谒見國父的，也是先烈陳其美。
國父看到蔣公，十分欣慰；當時在同盟會同志之中，軍事專門人才極少。
國父和蔣公談了很久，談到具體的革命方略與軍事計劃。
其後，陳先烈告訴國父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學者，而且言語踏實，見解透辟，一定能成為“革命實行家”。
是同盟會“真正需要的人物”。
(頁二十七）
黎東方的“國父”，就是孫中山。
孫于一九〇七年被日本政府強迫出境，那是光緒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
至于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六月，蔣經陳介紹，與孫在東京初識，以及孫慧眼識蔣等等，都是照錄國民黨官方的說法，目的為使兩雄愈早相見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統相繼。
黎東方的說法還算含蓄的，貝華主編的《蔣介石全集》中的《蔣介石先生傳略》中，竟謂陳在孫面前，盛稱蔣，以至于孫在東京，“欣然欲往晤”，最後總算陳其美說他是晚輩，還是請他去看孫中山，于是蔣介石“衣士官學校制服”(按蔣介石并沒進過士官學校，詳見李敖在《千秋評論》第四十九期所寫的《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嗎？》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總理前”，孫中山“瞪目注視者良久”，乃大喜贊歎，“相與暢論時政，夜深不忍别”。
後來任何計劃，都要先問蔣介石雲雲。
董顯光的英文本《蔣介石傳》，更說“兩雄相見”場面，恨無藝術家在場傳真，而孫居然說出蔣介石是“我們革命的英雄”(theher〇〇f〇urrev〇luti〇n)(頁十三)之言。
鄧文儀的《蔣主席》一書，更加錦上添花，于“兩雄”東京相見一幕，花樣又翻新，借孫中山之口，說出“這個士官學生，将來一定是黨裡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蔣介石根本沒有進過日本士官學校。
其實蔣介石絕對不可能于一九一〇年或一九〇九年見到孫中山。
關于一九〇九年說法(就是吳敬恒、陳布雷兩人的說法)，其實不攻自破，因為一九〇九年全年，照《國父年譜》(增訂本)，孫中山根本沒到過日本，既然沒到過日本，則蔣介石在日本見了孫中山之說，自然無法成立!至于一九一〇年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