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國将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蔣介石羽毛已豐，幹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黨兩府，導緻甯漢分裂。
二十一日汪精衛、譚延、孫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聯名發表通電，譴責蔣介石由反抗中央進而自立中央之行為，并号召民衆與同志“去此總理之叛徒、中央之敗類、民衆之蟊賊”。
(見《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電雖嚴正，然口誅筆伐于實無補。
武漢方面雖有軍隊，但北方軍閥未除，多數傾向北伐讨奉。
徐謙甚至說：“反革命蔣介石，用不着出兵聲讨，就是用黨制裁，開除黨籍，免去軍職，在東南的革命力量，不久會把反叛的蔣介石，拿送中央懲辦的。
”(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過于天真，結果反被“叛徒”“制裁”了。
不過，由于武漢中央急于先擊潰北方之敵，東征讨蔣一役得免。
蔣介石闖了決裂的窮禍之後，卻幸免一場國民黨自家兵戎相殘的悲劇。
武漢中央痛責蔣介石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實的。
“反革命”好像是一項空洞的政治罪行，但當時所謂“革命”，有其具體内容的。
那個革命的淵源是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精神是聯俄容共，方策是發動工農等群衆運動，目标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統一中國。
然而蔣介石到上海後立即清黨反共驅俄，明顯反“革命之精神”：鎮壓工人，明顯反“革命之方策”。
據英國的紀錄，蔣在上海清除共黨與工人，其大膽遠遠超過北方的軍閥(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蔣上海密談，汪即以不可犧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紀律相勸，但蔣置若罔聞，一意孤行。
後來的國民黨史官辄以共黨暴亂，蔣介石讨赤有功為說(如李雲漢之《從容共到清黨》)，殊不知北洋軍閥如孫傳芳等自稱讨赤軍，而蔣正是北伐赤軍的總司令。
赤軍總司令成為讨赤元勳，豈不是革命的最大諷刺？還不足以被稱為“反革命”嗎？至于勾結軍閥與帝國主義，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
蔣介石在上海與資本家、買辦、地主等結合，固與革命不搭調。
暗通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幫會頭目，引為内助，則與革命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了。
蔣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實際上卻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證。
上海幫會流氓分子原與共産黨也有關系，所以汪壽華才會上當。
但蔣介石與他們的關系更加深厚，與黃金榮且有師徒之誼。
蔣又用六十萬元收買流氓，到各地去打總工會。
(參閱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區委各部委書記組織會議》)蔣甚至許諾張嘯林、杜月笙為江蘇水上警察廳正副廳長。
(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上海流氓勢力既然反共清黨有功，自然成為蔣介石的黨國新貴、地方政要，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将參議，也就不稀奇了。
(參閱蘇智良《上海流氓勢力與四一二政變》，《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國民黨的提攜而登上大雅之堂，頗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