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汪之消極引退。
所謂合流，全無實質意義，必為野居奉化墳莊的蔣介石所竊笑自喜!
武漢政府遷甯之後，兩湖便在軍事強人唐生智控制之下。
唐原反對合流，欲東下奪權，自有其個人野心，乃慫恿汪成立武漢政治分會，以與特委會相抗。
唐更公開宣布反對特委會，廣州張發奎通電支持，國民黨遂又成對峙之勢。
南京特委會遂派孫科、伍朝樞、居正等上廬山晤汪，在同意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的前提下，獲緻恢複中央之協議，可見汪所争主要僅此一端。
然而十月二十日南京特委會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發戰争，四中全會又因故流産，汪憤然取道回粵，反對南京特委會，準備在粵籌開四中全會。
約當此時，蔣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滬，于十一月十日電汪，贊同召開四中全會，并請汪赴滬晤商，并參與預備會。
兩個多月前，蔣初下野，猶拒見汪，汪鑒此善意，遂于十一月十五日偕李濟深在廣州啟程，經港赴滬。
不意又發生變故，廣州于十六日晚上發生事變，張發奎與黃琪翔以武力驅逐代理李濟深主持粵政的黃紹竑。
因而汪于十八日抵滬時，即遭李宗仁、吳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辯。
吳稚晖更于十二月五日聯合張靜江等，提案彈劾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
又是吳稚晖、張靜江在耍把戲，能不懷疑幕後的“黑手”？在此處境下，汪乃順水推舟，促請蔣介石複職而個人引退(閱《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頁一七九)，冀求稍緩攻擊。
然十二月十一日又發生廣州暴動，共産黨起事，組織公社，吳稚晖等再借此變本加厲指責汪精衛，妄指其“釀成此次之巨變”。
汪雖辯解，但南京國府仍于十六日決議讨伐張、黃之外，并通緝汪、陳、顧三人。
事情既已發展到此一地步，汪精衛不得不于當晚偕秘書曾仲鳴，懷着郁憤心情，再度登輪赴法。
我們不能不懷疑，蔣介石串通特委會分子，引汪離粵，俟汪抵滬後，借故攻擊，不遺餘力，不容置辯，使其無法立足而被驅出國門。
汪精衛此次離國，與上次因中山艦事變出國，雖屬“異曲”，但對蔣介石而言，卻是“同工”。
汪出國門後，特委會卻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告結束，該會除了令各地各級黨部，厲行清黨，重新登記黨員外(見《國民黨中央特别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頁六)，好像是特别與汪過不去而設立的。
在中樞空虛的情況下，蔣介石複出的時機已經成熟。
一九二八年年初，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二月二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汪堅持而做不到的，蔣于一退一進之餘做成功了，攫取了國民黨最高權力。
一時之間身邊沒有了汪精衛的陰影，沒有了共産黨的陰影，也沒有了唐生智的陰影。
在大權幾乎獨攬之下，四中全會任命他為中執會黨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和軍委主席，進而通過整理各地黨務案，削減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黨、政、軍實權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