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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發出了，義正辭嚴，全文如下：
特急。
銜略公鑒：暴日占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
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
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
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
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锴、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
豔子印。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周報》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聲稱“四天占領上海”的，可是，十九路軍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頭。
關于十九路軍抗日血戰，中外文字報道極多，但是論得最具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
這篇文章有一個重要的點破，就是說日本侵略時，“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
”這顯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
章炳麟這種點破，在另一篇《十九路軍死難将士公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五卷)裡，說得更明白。
他說蔣光鼐、蔡廷锴他們“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分明是說，十九路軍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
正因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獲得勝利，中央也就非常顔面無光。
最要命的一點是：十九路軍的行動，無異證明了蔣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錯誤。
這種錯誤，即使是他的師保吳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認，他有一封密件給何應欽，承認“不抵抗”以“保留元氣及實力”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迷夢”，“大難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許。
”因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軍連日師共産黨之作戰法”，以跟日本人打個明白，才是正路。
——可見連蔣介石師保級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軍的感召，不認同蔣介石所為了。
在一二八事變一開始，十九路軍的負責人之一——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電呈中央，說：“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賜電調京滬、滬杭兩路友軍來滬增援，毋任翹企。
”
當時駐軍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師的俞濟時部隊。
俞濟時是黃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蔣介石親信俞飛鵬的侄兒。
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選。
事實上他也是黃埔一期中露頭角最早的。
最早主動提出支援十九路軍的也是俞濟時。
據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蔣委員中正複第八十八師俞濟時師長勖勉調滬增援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俞濟時自杭州呈陷電大意是：“滬案嚴重。
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持久。
可否将本師調滬增援。
乞示。
”蔣介石複電說：“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
中正。
東。
”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想“調滬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俞濟時的主動。
俞濟時主動提出電文的時間是一二八事變後的第四天，那時八十八師的任務是“駐防蘇浙拱衛京畿”，離上海最近，“調滬增援”，自然較快。
再據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肆《陸軍第八十八師——“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概述》：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遂以陸戰隊約六千餘人在艦炮支援下向淞滬進攻。
此時第十九路軍之第十九軍(軍長蔡廷锴)以其駐淞滬之第七十八師首先應戰，駐京之第六十一師及駐蘇常一帶之第六十師，随亦陸續增援滬上，大戰遂啟。
其時餘統率之第八十八師正駐防杭州，中央于一月三十日電令本師限于二月五日前向蘇州集結；并令限駐南京之第八十七師宋希濂旅于二月十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區集結，第八十七師師部及孫元良旅、另軍校教導總隊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區集結；中央并委派張治中為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統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參加淞滬會戰，并均歸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統一指揮。
在俞濟時去電蔣介石後第六天，張治中也有了反應。
據二月六日《何應欽部長自南京呈蔣委員中正請以張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師師長并給以軍長名義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何應欽報告蔣介石說：“張文白兄以國難當頭，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查八十七師師長正在遴員，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給以軍長名義，使其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
乞示遵。
”蔣介石批複：“八十七師師長以張文白繼任，中甚贊成，請即委如何。
中正。
齊印。
”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張治中的主動。
(參閱《張治中回憶錄》第二章第四節)既由俞濟時和張治中的主動請纓，可見蔣介石最後同意派第五軍去上海，是出于被動的。
而且除了第五軍外，蔣介石沒有再派任何部隊抵上海支援。
所謂大家聲援十九路軍，卻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嚷嚷”、“幹打雷、不下雨”而已，因為蔣不下命令，誰的部隊都開不上前線去。
援軍不至，真的關鍵不在别處，就在蔣介石那兒!即使派出的第五軍，也是疑雲重重。
首先，第五軍正式接替十九路軍的部分防線，為時已相當晚。
據《張治中回憶錄》，他是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從南京和平門登車出發的，中午“到達南翔，即奉蔣光鼐總指揮的命令。
……在十七日黃昏，我由南翔進駐到行鎮”。
二月十七日已是“一·二八”後二十天，在“軍貴神速”的原則下，真未免有點“遲遲其行”。
其中原因，也許連局中人張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
明眼人的看法是：蔣介石原以為十九路軍對日本抵抗不了那麼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隊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時也“制止十九路軍”。
《李宗仁回憶錄》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說：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
蔣光鼐、蔡廷锴一幹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緻欽仰。
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态度。
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争範圍。
這事使蔣、蔡等将領極感氣憤。
原來“文章”就在這裡!并且，照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附錄中所聽到的，第五軍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軍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斷十九路軍撤回南京”雲雲。
蔣介石由于立場被動、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隻好一面派出第五軍，一面陷十九路軍于孤軍作戰的情況。
據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當時已盛傳“中樞分為兩派：一派是主戰派，一派是反戰派。
主戰派是西南各實力派所支持的中樞大員們，他們想趁戰局之擴大而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