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左券。
若不來，蔣可說毛無和平建國誠意，不僅可卸内戰之責，且可将此責加諸對方。
若來，蔣可以主人的優勢、有利的情勢，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條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謂先禮後兵矣，剿撫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壓力來自四面八方。
然而蔣氏囚禁政敵的前科累累，諸如李濟深、胡漢民、張學良、楊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務暗殺，亦屢見不鮮。
雖說美使赫爾利願做安全保證，但夜長夢多，防不勝防，萬一事發，推說意外，亦莫可奈何。
然而無論風險多高，毛勢在必行，否則未決雌雄，已輸了一招，絕非毛澤東所肯為，所以毛應蔣之請，并不意外。
中共中央要求魏德邁派美機接送，赫爾利陪同，以防意外，并決定毛外出期間由劉少奇主持大計，都是以防萬一，設想周到的舉措。
毛澤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爾利、張治中、周恩來、王若飛陪伴下，自延安飛抵重慶。
蔣介石當晚在林園官邸設宴歡迎，爾後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頁二六五五）
毛來渝前的正午，蔣才集會商讨方針，臨事才抱佛腳，原無新的腹案。
誠摯相待尚須“決心”，可見誠摯來之不易。
所謂政治與軍事整個解決，仍然是他一貫統一軍令與政令的說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軍隊與政權。
因此，所謂政治要求予以寬容，極限不過是給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許到蔣政府做官而已。
蔣氏和平條件更明确見諸于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之中，他列出三條：
一、不得于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
三、歸結于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
（前引書，頁二六五六）
另組聯合政府根本不在考慮之列，蔣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澤東在重慶一住四十餘日，蔣毛會見時間不長，正式商談五次。
歡迎晚宴時，蔣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勳章耀眼，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是最高統帥。
蔣氏夫婦以茶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時，請毛作陪；又邀毛與美國大使一起吃午飯，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有美蘇兩大國的支持。
蔣以聲勢懾毛，顯然無效，穿土布中山裝（即列甯裝，後來又稱毛裝）的毛澤東，絕不屈服，使蔣“腦筋深受刺激”。
十月十日臨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園，翌晨共進早餐，但話總不投機。
毛離去後，蔣散步林園一周畢，于記事批閱公文之餘，“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選”（前引書，頁二六八八）
蔣介石在“統一軍令政令”的底線下，根本不會允許解放區與八路軍的存在，也不會同意重起爐竈，組織聯合政府來完成軍令與政令的統一。
在此情形下，和談不可能談出任何可行的結果。
毛澤東同意縮編若幹軍隊，退出若幹解放區，隻是表示一點誠意，距離蔣的要求尚遠。
國共重慶和談後所簽訂的《雙十協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過是裝點門面，根本問題并未解決。
唐縱在日記中透露，蔣介石說毛澤東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領華北，因來渝談判而未成。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九一）事實上，在和談期間，美軍出動陸戰隊助蔣占領華北。
就蔣而言，此次和談的真正收獲乃是達到緩兵之計的目的，使蔣軍獲得寶貴的時間，由美國海空聯運送部隊到華北。
不過，“毛”翁失“土”，卻在統戰上大有收獲。
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以貴賓身份抵達重慶，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間，往往侃侃而談，時時心心相印，赢得無數同情與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園春》詠雪詞，“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氣勢不凡，使很多士人傾倒。
蔣介石于重慶和談期間，已秘密分發在江西時訂定的原《剿匪手冊》，準備展開軍事攻勢。
同時授意張治中密電胡宗南，謂：“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複淪陷區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做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中共代表團關于張治中向胡宗南傳達秘示緻中央電》）事有湊巧，《雙十協定》簽訂前二日，一架國民黨運輸機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區，查獲編号為三二五一代電的蔣緻閻錫山密件，附《剿匪手冊》兩本，洩露了“剿匪”的天機（見葉永烈《毛蔣争霸錄》，頁四二八），《雙十協定》簽訂後，蔣失望之餘再密令各軍努力進剿，想以餓虎撲羊的兵力，完成軍令與政令統一之任務，不宣而戰的國共内戰實已爆發，但是進展遲滞，并不如蔣氏想象那樣容易克奏膚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後，雖知美、蘇兩大國均支持蔣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繼續強硬抵抗。
軟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僅出蔣意料之外，也出美國人的意料之外，還誤以為斯大林與毛澤東有什麼默契呢。
其實斯大林得到滿蒙利益後，很願幫蔣的忙，隻是對在華美軍感到疑懼。
斯既對毛冷淡，毛自亦不必買斯之賬。
一時之間，瞧不起秦皇漢武的毛澤東同時與蔣介石、斯大林、杜魯門對抗起來了。
支援蔣介石的在華美軍，旁觀者清，很快看到蔣軍不可能迅速解決共軍，遂怕被卷入中國内戰。
更何況中共已對美軍助蔣提出抗議，蘇聯也要求美國自華撤兵，杜魯門基于中國統一的原則，武力統一既不可能或代價太大，隻有回到和平統一的日程上來。
要和平統一，國共又必須要回到談判桌上來。
美國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
赫爾利大使的親蔣反共立場既過于明顯，又與國務院在反共問題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辭職返美。
杜魯門乃特命馬歇爾以總統代表赴華調解國共争端。
當時，馬歇爾在美國的地位僅次于總統杜魯門，而聲望或更過之。
美國派出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來做調人，可見對國共問題的重視，以及要維護美國對華政策之心切。
馬歇爾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飛抵重慶，帶來的不僅是馬氏個人的聲望，還有“胡蘿蔔與棍子”（ｃａｒｒｏｔａｎｄｓｔｉｃｋ）——如果聽話，不打内戰，和平建設，美國将提供大量經援與軍援；若不聽話，則停止一切援助。
蔣介石對馬歇爾原有顧忌，因他與史迪威私人關系甚笃。
馬歇爾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絕非親蔣之人，更不會贊同蔣之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
民主的聯合政府，依馬歇爾之見，乃理所當然之事，也是和談必需的先決條件。
蔣必須依靠美國，并無拒絕馬歇爾調停的餘地。
蔣之法寶無非是強調中共乃蘇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對俄冷戰的心态。
不過美方則認為，若國共不能合作，導緻内戰，反而失去以中國牽制蘇俄之實力。
（參閱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Vｏｌ．1，Ｐ．６—７）
馬歇爾與國民黨代表張群、共産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經過六次會議，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獲緻停戰協議，于十四日零時生效。
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終于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召開。
（此會議之得以召開，實由于美方之壓力，見Ｂａ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licy，Ｐ．１８６）出席代表除國共兩黨之外，還有青年黨、民盟和社會賢達。
政協一直到月底才閉幕，中共在民主黨派與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頗占上風，誠如唐縱所說：“在政治協商會，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難堪，令人難受已極，但又無可如何。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八Ｏ）最後通過五項決議，雖于國府委員名額有所争執，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組，結束一黨專政。
蔣介石在開幕式上宣稱他将接受政協的決定，他在閉幕式上更講得甚是冠冕堂皇，聲明擁護政協訂定的《和平建國綱領》，願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志”，以“建立法治國家為目的”，甚至說今後的政府要由各黨派的中堅分子以及社會賢達，共同來負責，說是“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責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最後還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