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氣間頗感失言之憾。
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
當時傳言：先生受最高當局切責，因而厭世，實為無稽之談。
時局急變，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盡燈枯”之歎，無力輔弼，此為先生厭世之基本因素。
大家都知道，最高當局器重先生，尊禮有加，對人常稱“布雷先生”為一特例，絕無責怪先生之事。
陳布雷在電話中跟蔣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後第二天，就自殺了。
可見他的自殺，“傳言”中“受最高當局切責”一事，至少有“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的效果。
蔣君章這裡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選
在給蔣介石的信以外，陳布雷給潘公展、程滄波的遺書，最含隐痛，他說：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
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于黨、自效于國，疏脫怠惰，盜竊甯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難，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緻陷極度嚴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茲病患已不治，将與兄等長别矣。
二十餘年舊交，謬承愛護，有如兄弟，尚祈于無可原宥之中，體念弟萬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諒之。
拙荊衰年孤苦可憐，而居滬别無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
臨書愧甚痛甚。
諸惟心鑒。
弟布雷謹上十一月十一日
這信所說，顯然是充滿了自恨自悔的“自譴自責”，他說他“以百無一用之書生”想救國，“妄思自效于黨、自效于國”，結果“十餘年來”，國沒救成，結果竟是“誤國”?選“誤國之罪，百身莫贖”。
他在給洪蘭友信中說他“憂心如焚，自責自譏”；給陳方、李惟果、陶希聖信中說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
……陳布雷在遺書裡口口聲聲“自責自譏”、“無可奈何”。
他在給陳訓慈、陳訓念、陳叔同三個弟弟的遺書中說：“精神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最近工作關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實絲毫無能為役，焦急不可言喻）”，這些将死之言，其實都是有深刻的環境背景的。
這就是陳布雷給蔣中正遺書中所說的“目睹耳聞，飽受刺激”。
這種現象，從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的追憶裡，也可略見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緒非常不甯，影響他的健康極大。
當時最大的問題有二：一為軍事情勢的逐漸逆轉；一為發行金圓券而實施後的限價政策，逐漸動搖。
前者使各方面龐雜的意見，紛然而起，他們很多想經由先生而上達蔣主席。
有的用書面陳述，有的當面請見，也有的直接以電話互談。
凡是要見先生的，除一二具備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見；書信也向來由我代拆代複（必須先生核準）。
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對我信任，所以我有膽量接受各方意見或看到各方建議，把它壓下來，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難免聽到一些不樂聞的議論，所以居恒郁郁不樂。
有的根本瞞不住的，例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鄉間至城市的糧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複進入城内，城内糧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搗亂，山西路一帶發生搶米風波，先生辦公室距山西路不遠，呐喊人聲時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後窗遙望，表情凝重，無語而退。
當時國民黨以戒嚴來對付搶米的老百姓，每天槍殺沒飯可吃铤而走險的老百姓，朝夕不絕。
這種現象，對陳布雷說來，不再是遙遠迷濛的流民圖，而是近在咫尺的現實畫了。
更“目睹耳聞，飽受刺激”的，最引起陳布雷無奈之感的，還在他自己的家裡。
陳布雷共有七子二女。
這九個孩子中，陳琏（憐兒）最早做了共産黨。
陳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
她的母親是楊夫人，生她以後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頻，氣血虧竭”而死。
陳琏長大後進入師範，讀了一年就轉入杭州高中，後來進了西南聯大地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