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什麼呢？
事實上，蔣介石正是如此。
問題比較複雜的是，他在死要面子之時，對日本又總是一攤媚骨。
抗戰以前的不必論，抗戰期間的也不必論，光看抗戰勝利後的一些雨絲風片，就令人歎為觀止矣?選以他對日本頭号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為例。
岡村甯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麼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選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内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派司”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
另外還特别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
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甯次時，岡村甯次還得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蔣介石這種“供應之服務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實的“服務賠償”呢?選隻可惜竟是戰勝者幹出來孝敬戰敗者的?選
跟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
……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争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争奪，久延下去，國家将賣盡了。
”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為了保住他的政權，因而私心泛濫，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
蔣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對象總是無情無義的日本人，結果縱然一身媚骨，卻未能免于被出賣，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
”消息傳來，蔣介石灰頭土臉可想而知也。
最谑畫的是，在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進一步出了蔣介石的東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說：“在中日戰争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
在日本投降，戰争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
”好個“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選如今戰敗國在《中日和約》上無異是一個戰勝國了，看到“中華民國”外交部這一密件（《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怎不令人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