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鐘）、獻花及恭讀祭文後，夫人、長公子經國、次公子緯國及兩孫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蓋蓋妥（蓋棺時，又增置四書一部于棺内）。
張群、何應欽、谷正綱、黃少谷、黃傑、謝東闵、陳立夫及薛嶽等八覆旗大員恭将黨旗覆蓋于棺上，再由嚴總統、倪文亞、田炯錦、楊亮功、餘俊賢、徐慶鐘、王雲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員恭将國旗覆蓋于黨旗之上，全體公祭人員行三鞠躬禮，奏秦哀樂，大殓禮成。
既然說“蓋棺時，又增置四書一部于棺内”，則對照起四月九日已放棺中的《四書》來，就顯然矛盾了。
——一口棺材總不可能放兩部《四書》吧？這幕在七天以後又加放一部《四書》的傑作，《中央日報》出版《領袖精神萬古常新》（總統蔣公哀思實錄）中《蔣公崩逝喪厝紀實》四月十六日條下，有這樣一段：“清晨，蔣公的兩位公子，蔣經國院長和蔣緯國将軍率同家屬蔣公的愛孫孝武、孝勇将一部蔣公平素最喜歡讀的《四書》，安放在蔣公身旁。
”對照起《治喪報告》來，又穿了幫。
《治喪報告》是說“蓋棺時，又增置《四書》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帶頭；但《蔣公崩逝喪厝紀實》卻說是早在“清晨”，兒子孫子即将《四書》放進棺中，到了“上午八時正”，兒子才扶持太太出現。
——蔣宋美齡又給出局了。
這些小動作與不一緻，無他，因為蔣介石死後，生平“喜讀”的書中，竟不見代表中國文化正統的《四書》，未免太笑話了，乃臨時把《四書》改列為蔣介石生前“喜歡讀的”書，趕忙朝棺材裡塞（蔣經國在《守父靈一月記》和《難忘的一年》中，都沒提加放《四書》的事。
所以到底塞了沒有，也是疑案一樁），因為塞得倉皇，結果反而鬧了笑話。
服侍蔣介石的貼身副官翁元證實：“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頁一八八）但是國民黨卻發表所謂《總統蔣公遺囑》，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
此遺囑見證人有“五院”“院長”，但照“司法院長”田炯錦回憶：
到了六日淩晨一時許，狂風驟雨大作，雷電交鳴，他突然接到了來自官邸的電話，請他趕快到官邸去，當他到達時，立刻被請上二樓，瞻仰故總統遺容。
總統蔣公睡在床上，蓋着一床被單，很安詳的長眠。
蔣院長悲恸莫名，當他和立法院長倪文亞、考試院長楊亮功、監察院長餘俊賢等人向總統蔣公遺體行禮敬悼時，蔣院長曾跪下回禮，他們再三攔阻，蔣院長仍堅持不已。
蔣夫人則坐在床後的一張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鎮定逾恒，并安慰蔣院長不要太悲痛激動。
當大家行禮敬悼時，蔣夫人曾和大家點頭緻意。
（《總統蔣公哀思錄》）
足見到達時蔣介石已死。
人已死才在遺囑上簽名，來證明遺囑真實性，其誰能信？何況遺囑字迹又非死者親筆（是秦孝儀的代筆）如此見證，豈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明定：“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
”蔣介石的遺囑上列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是死前七天的事，當時為什麼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同行簽名”？為什麼要等到死後才冒出見證人來補簽？其又違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
而對此依法無效之遺囑，國民黨猶命天下“從蔣而頌之”。
其實，比照起“總裁精神”來，說“長相左右”，恐怕還意猶未盡呢。
據蔣介石大将賀衷寒《遵訓踐誓為總統壽》（《蔣總統與中華民族同壽》，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文中所說：“總統的内心，無時無地不有總理之靈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覺。
昔人謂：‘虞舜慕唐堯，見堯于羹，見堯于牆。
’‘顔回希孔聖，孔趨亦趨，孔步亦步。
’總統之于總理其景象可謂亦複相若。
”可見說“長相左右”，還不夠呢。
應該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