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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三章 在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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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伏爾加河的敵軍走廊。

    擊退敵軍,并與第62集團軍會合。

     同時還應指出,德軍從羅索什卡河——切爾夫連納亞河一線推進到我内廊防線之後,他們的前進速度降低了。

    敵人開始做攻城準備,在行進間對部隊進行擴充和調整。

     我們以為,最高統帥部和方面軍指揮部将會等到保盧斯的集團軍陷入城市巷戰以後,再選擇時機向德軍翼側實施突擊。

     現在,我們都知道當時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所發生的情況。

     H·E·莫斯卡連科将軍指揮的近衛第1集團軍,預定在9月2日發起進攻。

    但是,該集團軍未能如期到達出發地域。

     這段時間,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裡的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是I·H·朱可夫。

    他作為最高統帥部的副手,在這裡擁有全權。

    統帥部不斷地催促他把那3個集團軍投入戰鬥。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引用了一段他和最高統帥部的電話談話。

    朱可夫請求推遲反突擊的時間,以便各部隊完成集結和完成前送彈藥、物資等工作。

    斯大林回答說: “您是不是以為敵人會等到你什麼都弄好了再動手?……葉廖緬科斷言,如果你們不立即由北面實施突擊,敵人隻要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 朱可夫接着寫道: “我回答說,我不同意這個觀點,請求準許按原定時間5日發起總攻。

    至于航空兵,我現在就下令全力轟炸敵人。

    ”①—— ①I·H·朱可夫:《回憶與思考》,莫斯科1978年版,第二卷第72頁。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最高統帥的這些談話和高級司令部裡發生的事情。

    但我現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說,I·H·朱可夫的意見是對的。

    敵人已被阻止在内廊防線上,他們的進攻速度緩慢,行動猶豫。

    攻到城下和奪取城市是兩碼事。

    我們的軍隊在郊區頑強地抗擊着德軍,敵人将會陷入巷戰之中而不可自拔。

     但是,統帥部仍在不斷催促。

     9月3日,近衛第1集團軍轉入進攻。

    但是,進攻開始時,部隊沒有得到炮兵和航空火力的充分的準備和有力的支持,而且不是所有部隊都到達了出發陣地。

    該集團軍隻前進了5—6公裡,就被敵人阻止住了。

     敵人這時在内廊防線上調整兵力。

    在9月5日以前,我們這裡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9月5日,I·H·朱可夫執行統帥部的命令,命令近衛第1集團軍、第24、第66集團軍發起進攻。

    但是,這次進攻也沒有準備好。

    I·H·朱可夫寫道,炮火的密度不大,沒有壓制住敵人的火力系統,而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進攻部隊未能全部完成預定任務。

     城北的苦戰一直持續到9月15日。

    那裡的部隊在50公 裡的行軍之後立即投入戰鬥。

    但是,我軍既未能繼續向前推進,也未能奪取敵軍陣地,進而向南突破,向斯大林格勒靠攏。

     9月12日,最高統帥助理I·H·朱可夫和國防委員會 代表I·M·馬連科夫向統帥部呈送了以下的報告: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 2.我們沒有停止第1、第24、第66集團軍已經開始的進攻,我們正在堅決實施進攻。

    正如我們已向您彙報過,我們把掌握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了這次進攻。

     未能與斯大林格勒守軍會師的原因是,我軍的炮兵和航空兵弱于敵人。

    首先發起進攻的我近衛第1集團軍,既沒有1個加強炮兵團,也沒有一個反坦克炮兵團或防空火炮團。

     斯大林格勒的局勢迫使我們沒等部隊集結完畢和加強炮兵的到達,就于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團軍投入了戰鬥。

     各步兵師是在50公裡行軍之後,立即投入戰鬥。

     由于各部隊匆忙投入戰鬥,又缺少加強兵器,我軍未能突破敵人防線,并與斯大林格勒守軍會師。

    但是,我們的迅速突擊卻迫使敵人把其主力從斯大林格勒方向轉過來對付我們,這就緩和了斯大林格勒的局勢。

    如果沒有這次突擊,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被敵人占領了。

     3.我們未給自己規定統帥部不知道的任何其他任務 ……》。

    ①—— ①見蘇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檔案。

     到9月12日,第62、第64集團軍的部隊,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下,經過英勇抵抗之後,撤退到距城市2—10公裡的防線上。

    這時,在庫波羅斯諾耶地域的敵軍已前出至伏爾加河,從而把第62集團軍和方面軍的其他部隊分割開了。

     第62集團軍擔負的任務是,防禦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廠區。

    它的防禦正面從伏爾加河右岸的雷諾克村開始,經奧爾洛夫卡、戈羅吉什和拉茲古利耶夫以東地域,再經實驗站、薩多瓦亞火車站到庫波羅斯納亞。

    奧爾洛夫卡距伏爾加河的最大的距離隻有10公裡。

    9月13日,雙方直接争奪斯大林格勒的戰鬥打響了。

     5 1個半月的戰鬥生活,教會了我許多東西,使我有可能在戰鬥中研究敵人并分析他們的戰役企圖和戰術思想。

     用兩個楔子插入我軍防禦縱深,然後在某一點上會合,這是德軍将領們一切戰術思想和戰役企圖的基點。

    由于德軍在飛機、坦克方面占有優勢,他們能比較容易地突破我軍防線,插入楔子,造成一種包圍的假象,從而迫使我軍撤退。

    但是,隻要用頑強的防禦或反沖擊,阻止或粉碎其中一個楔子,另一個就會懸在空中、失去依托。

     在戰術上,敵軍也有一套死闆的公式。

    隻有在坦克已經接近攻擊目标時,步兵才進攻。

    而坦克的進攻,一般又要等到敵機已經飛到我軍頭頂上時才實施。

    隻要打亂這個順序,敵人的進攻就會受挫,他們的部隊就會敗退回去。

     例如,在頓河沿岸,第112師就連續幾天成功地打退了敵人在上奇爾斯卡亞和新馬克西莫夫斯基地域的進攻。

    那時,敵機不敢飛近我軍陣地上空,因為附近配備着掩護頓河鐵路橋的強大高射炮群。

     在阿克賽河也是這樣。

    敵軍坦克沒有及時支援步兵,所以步兵很快就被打退了。

     在普洛多維托葉、阿布加涅羅沃和許多其它地段的戰鬥也是如此。

     侵略者經受不住我軍的突然打擊,特别是火炮和迫擊炮的轟擊。

    我們每一次對密集敵軍的火炮攻擊都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

     德國鬼子害怕近戰,他們在距我軍1公裡或更遠的地方,就開始用沖鋒槍射擊,子彈連一半距離都達不到。

    他們放槍是為自己壯膽子,同時也想吓唬我軍戰士。

    他們害怕我軍部隊在反沖擊時接近他們,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

    德軍步兵同坦克和航空兵的通信聯絡組織得很好,特别是通過信号彈和無線電台進行聯系。

    敵人步兵常常用幾十發、幾百發信号彈,向自己的飛機指明部隊和陣地的位置。

    我軍指揮戰員摸清了這個信号系統,常利用它迷惑敵人。

     在分析敵人的戰術和戰役手段時,我努力尋找對付敵人的措施和辦法。

    特别是經常考慮,怎樣在戰場上消除或削弱德國空軍的優勢以及這種優勢對我軍戰士的心理影響。

    我想起了在國内戰争時與白匪和波蘭白軍的戰鬥。

    當時我們沒有炮火支援,隻好冒着敵人大炮和機槍的火力進攻。

    我們跑步接敵,使敵人炮兵來不及修訂标尺轟擊我們。

    戰士們齊聲高喊着“烏拉!”沖上去,這就決定了戰鬥的結局,因為我們的沖鋒是不可阻擋的。

     最後,我得出結論,與法西斯侵略者作鬥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變換各種辦法與敵人展開近戰。

    我們應該盡量靠近敵人,使敵人的航空兵無法轟炸我們的前沿陣地或戰壕。

    要使每個德國兵都覺得,他正處在俄國武器的瞄準之下,随時都可以請他飽嘗一顆緻命的鉛彈。

     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運時産生的。

    我覺得,恰恰是在這城市争奪戰中,才可以迫使敵人接受近戰,并打掉敵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軍。

     1942年9月11日,方面軍軍事委員會要召見我。

    這個軍事委員會是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東南方面軍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我告别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謝爾久克、拉斯金内和其他同志,乘車從别克托夫卡前往方面軍司令部,它設在伏爾加河左岸的亞梅。

     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離開戰場,沒有看到自己的後方了。

     通往後方的道路繁忙擁擠。

    小路上擠滿了後撤的部隊和難民,法西斯飛機對這些向東疏散的和平居民進行野蠻的襲擊。

    渡口上擁擠不堪。

    在伏爾加河各條支流運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載。

     在伏爾加河岸邊,聚集着許多滿載傷員的馬車和汽車。

    看到這種情景,我心如刀絞,但我去愛莫能助。

    人們看到我佩帶着将軍軍銜,都圍攏上來詢問: “城裡情況怎麼樣?”“我們會放棄斯大林格勒嗎?”“什麼時候停止撤退?”。

     我當時不知道統帥部和方面軍首長的計劃,但我始終堅信,我們将全力保衛斯大林格勒。

     “我們不會放棄斯大林格勒!”我對傷員們說:“不可能放棄!我們已經無處可退了!” 但是,當人們問我,什麼時候來船把他們運走時,我卻無言以對。

     傷員們躺在露天裡。

    身上的繃帶沾滿了血污和塵土,看上去象染過顔色的樹皮。

    飲食沒有保障。

    醫護人員累得東倒西歪。

     在一個渡口旁,有一所野戰醫院。

    我走進手術室,那裡正為一個背部被迫擊炮彈片炸傷的戰士做手術。

    外科醫生和護士們的臉色比他們的工作服還要白。

    他們勞累過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憊不堪。

    傷員在呻吟,手術台旁的盆裡放着血紅的紗布。

    醫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繼續工作。

    他剛做完一個手術,又要做下一個,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幾個了。

     另一個頭部負傷的戰士被擡上了手術台。

    他斷斷續續地低聲說着什麼。

    從傷口上取下繃帶時,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隻是呻吟,沒有喊出聲來。

    其他幾張手術台上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感到頭暈,感到有點惡心。

    這裡也是前線呀。

     夜裡,我們渡過了伏爾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

    行車可以不開大燈。

    我們沿蜿蜒的道路行駛,有幾次幾乎是沿河邊走。

    有時德軍炮彈飛過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

    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轟擊從東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

    沒有經過戰陣的人會以為,在這火光沖天的城市裡,已經沒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毀滅了。

    但我知道,在河對岸的戰鬥仍在繼續,這是一場氣壯山河的戰鬥。

     我們一行4個人:我、我的副官I·A·克利莫夫、司機卡尤姆·卡利穆林和傳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們午夜時趕到亞梅村,更确切些說,我找到了不久前亞梅村所處的位置。

    德軍用遠程炮火和空中轟炸摧毀了這個村子,殘破的房屋被我軍拆去構築掩蔽部或當柴燒了。

    當然,我在這裡沒有找到方面軍司令部,甚至連一個知道方面軍司令部現在何處的人都沒找到。

     記不清我們坐着車在這村子周圍繞了多久。

    大約午夜2時,我們找到了第64集團軍後勤部長亞曆山德羅夫将軍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軍司令部。

     方面軍司令軍設在地下掩蔽部裡,上面用灌木叢做了巧妙的僞裝。

    值班将軍告訴我,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和參謀長剛剛躺下休息。

    召我到司令部來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議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說。

    毫無辦法,我隻得去找亞曆山德羅夫借宿。

     戰鬥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安安穩穩地睡了個覺。

    戰場距這裡8—9公裡,與敵人隔着一條伏爾加河,所以我不用擔心夜裡會發生意外。

     9月12日10時整,我來到了方面軍司令部,并立即受到司令員廖緬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H·C·赫魯曉夫的接見。

     他們向我宣布,我已被任命為第62集團軍司令員,并向我交待了任務。

     他們的指示大意是:德國人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奪取斯大林格勒。

    我軍不能把斯大林格勒交給敵人,不能繼續撤退,也無處可退了。

    而第62集團軍司令員洛帕京将軍認為,他的集團軍守不住城市。

     最後,方面軍司令員問: “崔可夫同志,您怎麼理解這項任務?” 我沒想到會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也無需多想,因為一切都很明确,不言自明。

    我立即答道: “我們不能把城市交給敵人,斯大林格勒對我們全體蘇聯人民至關重要。

    這個城市的失守将挫傷人民的鬥志。

    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

    現在我不提任何請求,但在研究城市形勢之後,我将請求軍事委員會給予援助,而到時請幫助我。

    我發誓決不離開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辦法堅守。

    我決心要麼就守住城市,要麼就戰死在那裡!” 司令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認為我正确地理解了任務。

     我們告别了。

    我想盡快地單獨呆一會兒,思考一下,我是不是過高估計了自己,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

    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

    任務是艱巨的,因為敵人已兵臨城下。

     走出掩蔽部後,我找到方面軍參謀長I·E·紮哈羅夫将軍,了解第62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的位置。

     出發準備很簡單。

    隻能帶最必需的東西,否則汽車裝不下。

    我命令傳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62集團軍後勤部并留在那裡工作。

    列沃利德眼淚汪汪地看着我。

    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沒理解我的意思。

     “怎麼啦?”我問他。

     他沒有回答。

    一切都明白了。

    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樣成為我的傳令兵的。

     列沃利德當時16歲,是共産黨員季莫費·西多林中校的兒子。

    戰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當作戰參謀時,我就認識他。

     戰争開始後,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線見到了西多林。

    他是第64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處長。

    1942年7月26日,西多林中校在頓河渡口旁犧牲。

    我曾幾次見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兒子在一起,他們形影不離,而且彼此長得很像。

    7月26日晚上,這個小家夥到指揮所來找我,報告說: “司令員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遺體已運到。

    ”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死者的兒子,所以一時不知該對他說些什麼。

    坐在我旁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康斯坦丁·基裡科維奇·阿布拉莫夫扭過頭對他說: “交給司令部警衛隊長,叫他們挖好墳坑,準備樂隊和葬禮所需的其他東西。

    ” 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認識列沃利德,不知道這小夥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說話很生硬。

     等到列沃列德走開後,我告訴阿布拉莫夫: “他是西多林中校的親生兒子!” 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他驚奇地喊了一聲,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16歲的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請求爸爸帶他去前線。

    他爸爸讓他在集團軍司令部警衛連當了一名列兵。

     他很勇敢,槍又打得好,每次任務都完成得很出色。

     安葬西多林中校時,我不在場。

    第二天早晨,我準備去自己的觀察所。

    上汽車時,我看到了列沃利德。

    他趴在地上,哭得很傷心。

    我不假思索地喊道: “紅軍戰士西多林,馬上上車,跟我出發!帶上沖鋒槍,多帶些子彈!” 列沃利德從地上跳起來,彈掉身上的土,整了整軍裝,像箭一樣跑去執行命令。

    他很快跑了回來,放心地坐上汽車。

    路上聊起來,我才知道,他母親被疏散到西伯利亞某地。

    我小心地問他,是不是想找母親。

    他的眼睛裡湧出了淚水。

    我明白自己犯了一個錯誤,觸到了小夥子的疼處。

    他堅定地說: “不去。

    即使您把我從這裡趕走,我也不會離開前線,我要為父親和其他人報仇。

    ” 從那時起,列沃利德·西多林一分鐘也沒有離開過我。

    他很安心,甚至在戰鬥中,也是高高興興的。

    他什麼都不怕,隻是晚上夜深人靜時,悄悄地為他死去的父親流淚…… 想到這些,他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帶上他回到炮火連天的城市裡。

     列沃利德·西多林至今仍在蘇聯武裝部隊中服役,軍銜是中校。

    他在偉大衛國戰争中走過了光榮的戰鬥道路。

     6 在前往第62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往事。

    人生中有這樣一些日子,在多年之後回憶起來仍然使人精神振奮,受到啟示。

     1919年5月4日,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日子,它是我的第2個生日。

    在那天,我被接受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從1918年11月起,我就參加了黨的同情者小組)。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參加團黨支部的會議。

     “晚上,我們要讨論你的入黨申請,”一個共産黨員告訴我說。

     我很興奮。

    整整一天我不是按小時、而是按分鐘計算着時間。

    我努力埋頭工作,但是辦不到。

    頭腦中思緒萬千,使我坐卧不甯。

    當然,我們團的共産黨員不會說我膽小、懶惰、或是不關心他人。

     在這方面,我是不擔心的。

    但是,做一名偉大列甯締造和培育的黨的真正黨員,我夠格嗎?還應做哪些事才能對得起列甯、對得起列甯黨的黨證? 開會時間到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共産主義營的政委伊萬·雅科夫列維奇·戈爾布諾夫主持會議。

    會上,首先悼念了在戰鬥中犧牲的共産黨員們。

    然後,師政治部代表向黨組織傳達了不久前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

    他詳細地介紹了代表大會讨論的幾個軍事問題。

    接着,讨論黨員發展。

     最後,會議主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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