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政策上明文規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後，老百姓們在它的訓政之下受訓，受訓及格，被認為可以行使“政權”了，它便會主動地還政于民，實行憲政。
其實正如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所說的，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
所以縱是民主睿智的現代哲人孫中山亦在所不免。
辛亥以前孫氏隻是一個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組成的革命政黨的“總理”，他是不能濫用其權的。
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隻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贈送的區區五千元，已被黨内同志攻擊得體無完膚，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
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後，國民黨被改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勳被清除出黨，中山變成“中華革命黨”黨魁之後，情形便不一樣了。
中山為着“黨”的前途，甚或個人的權力，他的政治行為就逐漸脫軌。
舉一、兩件孫文獨斷獨行的小例子，便可見其餘：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以後，日本人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真空狀态，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
袁世凱當時是國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貿然拒絕，隻有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當時身任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身分的顧維鈞，暗中洩密，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和奧援，甚或幹涉。
在此國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心沸騰，甚至遠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學生也鬧起愛國情緒，集會喧嚣，主張對日作戰，使那火氣不大的胡适曾為之寫了英文信，勸大家安心向學。
這時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國民黨領袖們，如黃興等，大都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活動，并為袁世凱撐腰，以便全民族一緻對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國際間争取援助——這些都表現出愛國政治領袖們偉大的襟懷與器度。
誰知在這種情況下，曾做過革命黨最高領導人和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竟不顧民族利益，與日本侵略主義者暗中往還，甘心以袁世凱亦不願接受之“二十一條”要求主動出讓予日本，以換取日本對其個人及其政黨之援助。
事緣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組參戰内閣；大隈與日本政客犬養毅為故交，而犬養毅又為中山舊友。
中山乃因犬養之介與大隈接觸，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緻大隈，恭維大隈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勸其助己倒袁。
一旦倒袁成功，孫氏返華當政，當讓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軍事與經濟上之特權。
此時孫氏在野，國民黨人四散，中山所許雖重，究系空頭支票，顯未受大隈之重視。
然說者有以孫文主動提出中國主權之出讓，實為翌年大隈内閣對袁提“二十一條”要求之張本。
孫氏之密函既末受大隈之重視，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當“二十一條”正在提出之時，再度密函大隈内閣之外務部政務局長小池張造，重申前函之建議，并加重出讓中國權益之具體内容。
孫之所允者，較之“二十一條”之内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上所述中山與日本侵略集團之暗中往還，為今日日本政府舊檔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見諸文字之交往，恐猶不止此也。
孫文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說是最受各政黨、各社會階層，及當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領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蓋有三端：
1、孫、袁二氏俱對議會政治絕望，認為非個人獨裁不能起民于水火；
2、政治獨裁，二人均有“非餘不可”之心，為國為民而不擇手段。
“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國，孫之在一黨，已形成“擁有無限制權力”之領袖。
權力無限而濫用之者。
袁、孫二氏殊途同歸而已。
5.5 “護國”與“護法”運動的史實與是非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袁氏突背叛民國搞起“帝制”來，因此惹起全國各界的反帝“護國”熱潮。
在此護國運動中，中山再次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還，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肋，先後收受日本接濟達一百四十餘萬元（折合當時美金約七十萬元）。
反對袁氏竊國稱帝本是義正辭嚴的盛舉，然接受日本擴張主義的核心——日本軍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濟，那就難免是不擇手段了。
在袁世凱帝制失敗暴卒之後，孫文又卷入一個鬧成南北大分裂的“護法運動”——自此以後，中國就一直維持了南北兩個政府，無法統一以至于今日。
“護法運動”的起因是這樣的。
袁氏撤銷帝制繼之以暴卒之俊，北京恢複了民國元年老國會，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依憲法繼任大總統。
此時适值歐戰正烈，美國由于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而卷入歐戰，并邀請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
中國是否應該随同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呢？中國學術界、輿論界、國會議員、各政團，乃至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都發生了意見分歧。
分歧的焦點，有的是出于意識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數人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或以之為借口。
這種争論在民間的問題不大，在國會裡也不太嚴重，但是鬧成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府院之争”，問題就不易解決了。
黎元洪是依憲法當選的副總統，遞補為大總統。
在那個幹戈擾攘、法制蕩然的時代，他是沒有太多實際權力作後盾的，而段祺瑞則是北洋軍閥實力派的首領。
這個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曆史家很難遽下定論。
照理說黎元洪既是上級，他對國務總理這位下屬原可依法撤換。
但是他忽視了中華民國并不是個法治國家。
當國務總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職”去津之後，擁段的各省督軍不服，乃鬧成各省督軍所組之“督軍團”對黎大總理實行杯葛。
黎氏在實力派中本是個孤家寡人，遭此打擊。
慌了手腳，乃于六月初邀請時任十三省督軍團團長的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
張勳應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辮兵”入京。
張勳是留着長辮，有“磕響頭”癖好的帝制派人物。
其意不在調停“府院之争”，卻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統複辭”的鬧劇。
誰知這個有兩幹多年曆史的帝王專制，在此時中國人民心目中已毫無留戀餘地——“張勳複辟”引起了全國有發言權的各種實力派的反對。
在這“反對複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國務總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為弄潮兒。
他于七月初率軍西上，搞出個剿滅張勳、二度廢帝、再造共和的“馬廠誓師”來。
段氏既認為有再造共和之功，則中華民國與其法統應均已中斷，國會亦早被張勳解散。
段氏要再選法統，乃宣布舊國會已不複存在，應予廢除，并與梁啟超等合作組織“臨時參議院”，成立新政府。
舊國會之廢除，意味着對建立民國有功的“八百羅漢”之失業。
少數議員固可由不同關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數有國民黨黨籍或意存反段的議員，則難免由于失位失業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實力派來從事反段運動。
段氏北洋實力派——逐漸由袁氏餘衆中形成的所謂“皖系”——亦以南方軍閥反對中央，搞分裂活動，要加以整頓。
這樣便搞出個各實力派各為其利，而以法統為旗号的“護法運動”來。
這一場護法運動的南北内戰，南方比較站在下風。
第一，他們（如陸榮廷、唐繼堯等）在中國政壇上本是割據自雄的地方軍閥，原無藉藉之名；第二，他們彼此之間也互不相讓，群龍無首，引不起國人尊敬。
這一下，乃予久居滬上着書而靜極思動的前臨時大總統孫文以可乘之機。
孫氏原對南北軍閥同表其憎惡。
但孫氏南人，且南方軍閥如唐繼堯、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隸國民黨，與孫氏本有黨誼。
由孫氏出面領導南方實力派，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幸政治是現實的，曆史聲望成分不大，搞中國政治要東山再起，得有地盤、有錢、有兵。
就在這無兵無權之時，誰知天外飛來财源；中山忽然無中生有發了一筆兩百萬元的橫财。
事緣當府、院之間為對德宣戰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孫文則站在“反參戰”這一方而反段。
其動機可能是出于愛國之善意——恐實力派借口參戰，向列強借款自肥——誰知歐戰雙方卻都在背後努力，各為私利以援助“參”、“反”兩派。
孫氏既然反參戰，則協約國對方的德意志和奧地利乃不惜以重資（也可說是“賄賂”吧）援助孫氏，搞反參戰。
德國政府于是運用國民黨分子、孫氏親信的留德學生曹伯亞，私下賄賂了孫氏兩百萬銀元。
兩百萬銀元在民初可是筆巨款！
孫氏得此秘密賄金，乃如魚得水，重入政壇。
在此之前，孫蟄居滬上，無尺寸之土，無一刃之兵；舊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機販賣股票，作個人生計。
原來擁孫之政客武人，對此失勢元老早已失去興趣。
但是孫氏頓成巨富，則一切均因之改變矣。
第一，那批失業失職的“老國會議員”，原是一批足資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孫氏可資遣其南下，“恢複國會”以抗段。
第二，北洋軍閥一向歧視海軍，因海軍在内戰戰局中作用不大。
同時海軍多系南人和國民黨，與北洋軍閥本來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費，積憤已久。
孫氏今日一擲百萬，彼此又有舊誼，程璧光所率之海軍第一艦隊乃于孫氏撥以巨款後，願随孫公南下“護法”。
有金錢、有“法統”、有武力，孫氏遂浩浩然南下廣州，割據自立。
然搞法統的國會人數不足，乃隻好組織個“非常國會”和“中華民國軍政府”，舉孫氏為大元帥，開府廣州，以與北京政府分争帝國主義唾餘之“關餘”，同時亦與北京政府作法統之争——對列強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強承認。
此一南北兩個實力派政府之對立，孫氏實是始作俑者。
此一國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讀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曆史家實難下筆，今但言其事實而已。
5.6 有主題，無方法
但是我們寫曆史的人在七十年後回看這段民國初年的史實，有數種現象蓋可肯定：
第一，民國初年的中國絕無搞議會政治的可能性。
孫、袁二人都主張寡頭政治。
孫之“軍政”主張，在理論上是暫時的。
将來他的黨會對人民“訓政”，然後主動地還政于民”，實行“憲政”。
為着實行“軍政”，孫氏是不擇手段的獨裁專制，甚至喪權辱國亦在所不惜。
孫氏之所謂“軍政”，事實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和後來毛澤東“槍杆出政權”的政策也并無二緻。
隻是他們都抓不到這“主題”，而未找到解決這主題的正當的現代化方法而已。
孫氏不擇手段之餘，也隻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個與衆無異的地方軍頭而已。
第二，袁世凱想做皇帝，實際上是和孫氏一樣要搞個寡頭政治。
他的“從龍之士”如楊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學識兼優的老革命黨員。
他們和孫公的看法是一樣的，認為議會政治在當時并不切實際。
他們主張帝制，亦何嘗不想搞出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來。
可是他們忘記了康、梁覆轍的教訓，搞錯了方法，以緻成為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黴的要算美國那個書呆子古德諾，他的一番善意、兩件條陳不特全被歪曲，他個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諸東流，在學術界亦幾乎身敗名裂，令讀史者為之歎息。
前已言之，孫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個清黨運動之後，已變成個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寡頭政客，與衆不同的是：
1、他有十餘年之久的革命曆史和位至總統的國内外聲望；
2、他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知識的政治領袖；
3、他有套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主義”，頗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4、他有個松散的，但是畢竟存在的政黨。
但是從實際政治來說，中山卻有極多的弱點。
他沒有兵、沒有地盤，更沒有錢。
孫中山革了一輩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隻有兩件要事。
第一是籌款；籌款的對象是華僑。
但雷聲大雨點小，他并沒有籌到多少錢。
他加入過地下幫會的“緻公堂”，但對這個充滿“老朽昏庸”的幫會卻失望之至。
第二是除掉少數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買雇傭兵（尤其是護法之役）去替他打仗。
而這些雇傭兵如滇、桂、川、湘、粵諸地方武力，其素質之差，遠不如以袁世凱“北洋新軍”為班底的直、皖、奉諸系。
中山雖無錢無兵，卻心心念念要學段祺瑞來用武力統一中國，參加内戰，并不自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