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開天辟地的體育課，都是些很原始的啟蒙性的東西，值不得多費墨筆，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後，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和康氏用今文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
所以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而奮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
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師的，雖然他搞的到底隻是中國思想的偏鋒。
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為思想，并畫出他自己的“以君權行民權”的建國大綱的政治藍圖。
再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
結果弄得人頭滾滾，一敗塗地。
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階段。
我們如不把康有為弄清楚，我們也就很難了解繼康而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适、毛澤東乃至今日的鄧小平和“民運人士”了。
康有為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既然是傳統儒術中的“今文學”；但是今文學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康子這兩部大着，所講的又是些什麼内容呢，為康氏以後諸大家作導論；也為一般讀者作參考，且讓不學略事鈎沉。
6.1 “今文學”淺說
談起“今文學”，我們不得不從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統一中國之後，在文化上做了幾件大事說起。
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謂“書同文”是也。
統一之前的中國大陸是七國不同文；齊（山東）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語的；而秦文與六國之文，隔閡尤大。
統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們的簡體字隸書。
統一後乃悉廢大小篆（包括秦人專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訂“隸書”。
六國既被它統一了，秦政府也盡廢六國之古文，一律改用隸書——這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字大改革”。
它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東亞大陸上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緻性的。
但是自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别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
由于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也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于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是也。
所以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和諸子百家之學，彼此之間，“大同”固有，而“小異”亦多多也。
（請參看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之間的異同。
）
值得注意的是：“小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之不同，義理之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也。
如今盡廢各國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專用的“今文”（隸書）改寫之、統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間的區别立刻就暴露出來了。
是者是之、非者非之。
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後，今古文之争，本來就呼之欲出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和東西羅馬的“聖經學”中，也鬧得很厲害。
最可笑的莫過于今日的國共兩黨之争。
它們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漸引起“繁體字”、“簡體字”之争了。
餘于大陸上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
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後，“繁文家”勢将解為“代表之代表也”；“簡文家”就要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也不是請客。
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可也。
但是麻煩之間要牽涉到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麼問題就大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好事。
可是他陛下于統一後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來個“焚書坑儒”并下“挾書之禁”。
老百姓如私下藏書，看情節之輕重，就要被“黥為城旦”（臉上刻字、下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
這一下便把東亞太陸，搞回到石器時代。
民間要做點學問，就隻好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到有族誅大罪的“挾書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
漢沿秦制，書禁末解。
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大法，才被撤銷，它前後延長了二十二年之久。
解禁之後，社會上通用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
禁書之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麼“大篆”、“小篆”和“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
可是書禁既解，則“燔餘之書”（包括始皇燒的和項羽燒的），和匿藏之書（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出。
在政府鼓勵之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也堆滿了斷筒殘篇。
為整理這些殘書和口述稿，大家就隻好全部使用簡體字（隸書），所謂以今文讀古文是也。
“以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事實上也是一種翻譯工作。
不同的譯者作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
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而口述者如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