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下無斯盛，曆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
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
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做“樸學”）。
此風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
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甯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幹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适口頭語）的“徽學”了。
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今執社會主義經濟學牛耳的千家駒教授對他的評語。
最主要便是胡适鑽入古文家的字紙簍。
做了“新思想”（也是現代的今文家吧）“選将”的緣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個改朝換代的時代裡，億萬人民為之家破人亡。
青年華裔自相殘殺，血流成河。
部分知青，或悲或喜。
大部分知青則不知何擇何從。
他們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幹淨，而在有關國族存亡的“新思想”裡，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現他們所仰望的“啟蒙大師”，搞新思想義理的一世祖，卻在大鑽其《水經注》。
而他老人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自由”等等的理解，與其說是“科學的認知”，倒不如說是“宗教的信仰”。
——《水經注》何物哉？“數百年無用之學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這種心情也幫助我們理解到，梁啟超何以在一夕之間，就變成了康有為的信徒。
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到，為什麼國故學中的“今文經學”，在僵死二千年之後，在清末忽然又複活起來？何以胡适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始終搞不出個氣候來？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國政！
6.5 現代今文學的宗師
在清末今文經學之複振，實始于劉逢祿（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諸大家。
龔、魏都曾親曆鴉片戰争之痛。
定庵（自珍字）強調“自古及今、法無不改”。
魏源則認為“知”出于“行”，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他們的學理．都是康有為思想的背景。
康原是治“理學”的。
他由理學，轉治《公羊》，則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響；而廖平又是曾國藩幕僚湘潭王豐運（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學生。
廖氏無行，學凡六變。
但是他的〈知聖〉、〈辟劉〉諸篇，則是康有為的兩大理論著作之所本。
梁啟超說：“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
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
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
”（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本來嘛！任何學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它是相襲相承，前後思想家，慢慢地發展出來的。
有為思想的來源雖出自廖平，但是他學問比廖大；悟解力也超過廖平，甚至龔、魏諸氏。
其影響力亦遠大于上近諸子。
因此我們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那就非南海莫屬了。
——這是康有為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6.6 “長”于“素”王，“超回”“駕孟”
今文經學既然是指導康有為搞維新變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們在列舉有為變法的實際行動之前，最好把為幼稚西學所滲透的康氏今文學的要義，再約略提綱挈領一下。
梁啟超說得好：“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
”（語見《康有為傳》，載《飲冰室文集》）真的，我們如不把“開宗明義”的“戊戌變法”的“意蒂牢結”先搞明白，以後接着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容共”、“法西斯運動”、“解放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今日的“開放與民運”，都不容易說清楚。
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條三峽裡，隻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階段罷了。
——我們要把三峽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位。
各階段的連鎖反應，（讓我套一句時髦名詞）也就是一種分不開的“辯證發展”而已。
康氏今文經的第一要義蓋為他自吹的為往聖繼絕學。
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後，二千年來都為“僞經”所篡奪。
所幸天不亡中國，如今又出了個康聖人來恢複聖教真義，來以夷制夷。
康氏對他這種繼絕學的自信心，已發展到入魔的程度。
在萬木草堂時代，有為竟自号“康長素”。
“長素”者，“長”于“素”王也。
孔聖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