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
他主張采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台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一八一）。
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内蒙為省，當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
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
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隻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征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
這種僞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贻患無窮。
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隻能“自治”了。
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複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堕入中國曆史上原先并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
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纰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曆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隻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
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隻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xdx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
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
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隻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并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
夫複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
第一次轉型時，由于我們内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
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于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着着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
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于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
鴉片戰争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
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颟顸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争在我國曆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
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
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
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
在各階段中，身當其沖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
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
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贻誤蒼生了。
早朝的曆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曆史分析。
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
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
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隐約可見了。
俗語說：“女大十八變。
”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将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
這隻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于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
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
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
古語說：“五世其昌。
”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
”（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谕）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
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曆史任務。
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曆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曆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
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随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實有賴于劉紹唐、陳宏正兩先生不斷的指導，以及無數老友和讀者熱情的鼓勵有以緻之，衷心銘感，匪言可宣。
遠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榮文兄以下諸多執事之大力協助，感激之情尤難盡述，并此緻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