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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誰能在戰争中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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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美軍士兵愣住了。

     突然,旁邊九連陣地上響起了密集的槍聲,美軍立刻出現慌亂。

    就在這一刻,随着郭恩志的一聲呐喊,他第一個從懸崖上縱身跳了下去!緊接着,八連還活着的士兵們跟随着他,紛紛跳下懸崖。

     懸崖下的美軍被這突然出現的情景吓呆了,正不知所措,八連全連所剩的唯一一顆反坦克手雷被三班長扔向了美軍。

    爆炸聲未落,中國士兵們齊聲喊殺,向炸開的缺口沖去! 天黑以後,當郭思志帶領他的士兵們回到營指揮所的時候,營長興奮之極:“你們以一個連的兵力在美軍的大規模進攻面前頑強阻擊了兩天,團長說要給你們請功!” 第十九兵團的指揮官們不得不為前沿每一個陣地的反複得失而焦慮不安。

    在美軍不斷施加的壓力面前,一八八師的阻擊線在不斷地後退。

    雖然每退一步,都是經過批準的,為的是更多地消滅敵人,為的是争取更多的時間,但是,畢竟可供機動防禦的縱深并不大。

    這裡的陣地都是高山斷崖,陣地在轉移的時候,已經出現多次戰士跳崖的情況了,這說明堅守陣地的官兵已在最大限度地延遲阻滞着美軍,他們不到最後的懸崖邊上決不放棄與美軍的糾纏。

     兵團指揮部又接到一個消息:在五六三團的陣地上,一個排被美軍孤立地包圍在陣地上!這個排本來是派出去打坦克的,子彈攜帶不多,現在,大批美軍士兵和數輛坦克已經從四面把這個排圍住,并開始了攻擊! 好不容易和這個排接通了電話,隻聽見副排長李秉群說了一聲“我們隻剩下八個人”了,電話線就被美軍的炮火炸斷了。

     兵團指揮部開始為這八個中國士兵的命運而擔心! 派出部隊前去接應,但陣地已經深陷于美軍的陣地裡,接近不了。

     惟一能夠判斷出的情況是,八個士兵中肯定有人還活着,因為在那個山頭上,槍聲和火光一直在持續…… 後來,槍聲停止了,火光熄滅了。

     那個山頭陣地的背後,是一道20多米深的懸崖。

     第六十三軍多次派人去尋找,結果是,隻找到三個活着的人——士兵羅俊成、侯天佑摔成重傷後,往回爬,半路上被發現擡了回來,士兵翟國靈因為挂在懸崖上的樹上得以幸免,他在最後的時刻都沒把他的槍扔掉,槍中還有三發子彈,他自己爬了回來。

     副排長李秉群、士兵賀玉成、崔學才、張秋昌、孟慶修犧牲。

     第十九兵團政委李志民在那個陣地的槍聲徹底平息後,不由潸然淚下。

     殘酷的鐵原阻擊戰打了整整十天結束了,第六十三軍完成了彭德懷交給他們的任務。

     當第六十三軍的官兵們終于撤下來的時候,彭德懷親自前去看望從前沿下來的第六十三軍的官兵。

    他看見他的士兵們渾身的衣服已變成了一縷一縷的布條,不少士兵身上僅剩下一條粘滿血迹和煙痕的褲衩。

    彭德懷剛說了一句“祖國感謝你們”,官兵們就都哭了,他們想起了他們那些犧牲的戰友。

     彭德懷問第六十三軍軍長傅崇碧有什麼要求,傅崇碧說:“我要兵。

    ” 彭德懷說:“給你補兩萬!” 6月10日以後,北進的聯合國軍在中國軍隊持續頑強的阻擊之下,其北進勢頭逐漸減弱,最後終于停止了進攻。

     朝鮮戰争交戰雙方的對峙戰線相對穩定下來。

     第五次戰役結束。

     中國軍隊對第五次戰役的總結是客觀冷靜的。

     這次戰役,中國軍隊共投入15個軍的兵力,戰役持續50天,消滅敵人8萬多人,是五次大戰役中消滅敵人最多的一次。

     但是,正如彭德懷所預言的:這是一場惡戰。

    中國軍隊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戰鬥減員達8.5萬多人。

    尤其是在後期的撤退行動中,傷亡達1.6萬人。

    戰鬥損失最嚴重的是第六十軍一八零師。

     戰役的結果所顯現的主要問題是:一是打得急了,對于美軍根本不具備條件的所謂“登陸作戰”的威脅判斷過于武斷,戰役準備倉促。

    二是打得大了,第一階段計劃殲敵五個師(其中三個美軍師),第二階段計劃殲敵六個師(南朝鮮軍),事實證明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脫離實際的計劃來自于對敵我雙方都缺乏客觀全面的認識,特别是對美軍作戰時戰術上應該采取的變化缺乏認識。

    三是打得遠了,戰役的企圖過大,部隊穿插得太遠,但實際的補給能力很低,部隊嚴重缺乏糧彈,傷員不能及時後運,美軍反擊時不能及時脫離戰場。

     在軍事部署上,第一階段時,第二十、第四十軍突破之後,沒有後續部隊緊随跟進,從而使打開的戰役缺口沒有起到作用,如能将第三兵團以及第二十六軍向東靠攏,将第二十七軍作為第九兵團的二梯隊,從戰役缺口打進,戰役發展會順利一些。

    同時,第三兵團在15公裡狹窄的正面形成部隊過于擁擠的狀态,除影響進攻的速度之外,還帶來了部隊的傷亡。

     美軍裝備先進,火力強大,機動速度快,中國軍隊如果不能在戰役發起的第一個夜晚就迂回到位,戰役就很難發展下去,而即使迂回到位,被包圍的美軍又很難被我軍殲滅。

    美軍往往撤退30公裡後即停止,當其突然開始反擊時,中國軍隊因已經發生供應困難,危機立即顯現。

    尤其在戰役後期大兵團轉移時,美軍利用快速的機動能力,給中國軍隊造成極大的被動。

    中國軍隊防禦陣地縱深很淺,阻擊戰術手段單調,戰場效果不理想。

    個别部隊在戰役撤退階段出現混亂,暴露了指揮上的問題。

    最後,後勤還是一個大問題。

     針對此時出現在中國軍隊中的某些思想混亂。

    互相埋怨、甚至對戰争前途悲觀失望的問題,志願軍政治部發布了以《全軍振奮,加速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為題的政工指示,要求各部隊正确認識戰争中的局部挫折,振奮精神,官兵一緻,準備再戰。

     同時,中國軍隊各部隊的官兵們開始接受北朝鮮政府制作并頒發的各種“勳章”。

    包括彭德懷在内,朝鮮戰争中先後有52.6354萬志願軍官兵被授予了“勳章”。

    這個數字是驚人的,幾乎每兩名官兵就能得到一枚。

     1951年6月中旬,朝鮮戰争交戰雙方的對峙于汶山、高浪浦裡、三串裡、鐵原、金化、楊口一線。

     這是經過五次大規模的戰役,最後依據雙方的戰場實力所形成的一條戰線。

     這幾乎就是朝鮮戰争爆發時南北朝鮮開始作戰的那條線。

     戰争進行了整整一年又回到了戰争爆發前的狀況。

     作為軍事家的李奇微認為,美國軍隊絕對有打到鴨綠江邊的實力,美國軍隊的空軍、海軍和裝甲兵的力量,能保障這一目的的實現,當然付出巨大的人員傷亡是肯定的。

    對于這種傷亡,李奇微本人也許不願意過于精密地計算,可有人“精确”地為他計算過:中國軍隊的第一至第五次戰役,平均間隔是一至兩個月,每次戰役美軍平均損失2萬人。

    依據範弗裡特發動的“快速前進”并獲得“巨大勝利”的北進攻勢的進攻速度,那麼美軍連續不間斷地北進(如果中國軍隊允許這樣,并且不發動任何反擊戰役的話),需要發動七次以上的這種規模的攻勢,還需要6個月的時間才能到達鴨綠江邊。

    按一次戰役損失2萬人計算的話,美軍損失的人數将達到14-18萬。

    即使美軍能夠在朝鮮北部實施登陸作戰和空降作戰,但善于在像北朝鮮這樣的崇山峻嶺中機動作戰的中國軍隊給予美國軍隊的殺傷,很可能令這種努力沒什麼價值。

    而一旦實施登陸作戰,前沿的部隊就得抽回來參加登陸,前沿便要出現明顯的戰役缺口,中國軍隊是不會放棄任何懲罰美國人的戰機的。

     戰争進行了一年,除了10萬名美國年輕的生命之外,耗費的金錢已達l00億美元之多。

    這比美國在二戰第一年的耗費多一倍以上,以緻使1951年美國軍費開支增加到600億美元,這個數字意味着每一個美國人平均需要負擔300多美元。

    戰争中美軍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資達85萬噸,這相當于美國援助北約一年半的物資總量。

    美國在朝鮮集中了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二分之一,總兵力從戰争開始時的42萬人已增加到70萬人,盡管這樣,依舊感到與中國軍隊作戰中兵力不足。

    這一切,對戰略重點在歐洲的美國絕對是一種戰略上的本末倒置。

    美國的戰略預備隊,隻剩下在日本的兩個師、南朝鮮的三個師以及遠在美國本上的六個師了,向朝鮮戰場再派軍隊已不可能,而英、法等國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鮮派一兵一卒。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确認為,“朝鮮戰争是個無底洞,看不到聯合國軍有勝利的希望”。

     因此,杜魯門有理由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結束戰争,将美國從朝鮮戰争的泥潭中解脫出來,而即使聯合國軍打到鴨綠江邊,非但戰争不能因此而結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規模的戰争就要開始。

    麥克阿瑟所主張的“把戰争引向中國國内”的建議,是一種不現實的、連日本人在中國本上的失敗教訓都不顧的愚蠢的建議。

    中國軍隊的耐力是驚人的,毛澤東的“人民戰争”和“持久作戰”正是建立在這個東方民族性格基礎上的絕妙的理論。

    況且,蘇聯人一旦參戰,戰争就不隻是亞洲的事了。

    那麼,美國人是否值得為所謂“統一朝鮮”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這也就是說,所付出的價值是否超出了政治目的的價值?長期陷在朝鮮戰場上是否真的中了蘇聯人的圈套?即使強行使用武力“統一”了朝鮮,美國人在亞洲的利益究竟能夠得到多大的收益? 又是否值得為此而成為亞洲國家的死敵? 從中國方面來講,至少在第五次戰役之後,中國領導人明白了一點,那就是要想在戰争中取得勝利,就必須投入巨大的财力以加強軍隊的現代化裝備,而恰恰這一點,是建立不到一年半的新中國目前不可能辦到的事。

    中國也不大可能為朝鮮而耗盡它的本來就十分微弱的國力,中國領導人此時需要面對的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

    況且,中國軍隊成功地制止了聯合國軍“統一朝鮮”的企圖,這在政治上講本身就是一個勝利。

    至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可以在保持軍事壓力的基礎上獲得。

     最後,協助金日成“統一朝鮮”從來就不是中國方面參戰的首要目的。

     6月,毛澤東在北京連續接見了參加朝鮮戰争的四個主力軍的領導,并且與這些滿身硝煙還未散盡的指揮官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四個軍的領導分别是:第三十八軍政委劉西元,第三十九軍軍長吳信泉,第四十軍軍長溫玉成,第四十二軍軍長吳瑞林。

    他們是在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的帶領下回國彙報工作的,在北京,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各軍兵種領導的陪同下,他們吃了北京的涮羊肉、烤鴨和譚家菜,但是,令他們難忘的,卻是毛澤東的“家宴”,盡管是四菜一湯,而且其中隻有一盤帶肉的菜。

    毛澤東和軍長們的談話完全是在一種聊天式的氣氛中進行的。

    毛澤東的和藹、幽默,以及思路的嚴謹令軍長們心生敬畏。

     毛澤東除了問到諸如“怎麼乍待這場戰争”、以及對大的戰役的看法外,令軍長們驚訝的是,毛澤東居然問到了一些具體戰鬥的極其細微的細節。

     毛澤東最後的結論是:要有年期與美軍對峙的思想準備。

     此時的毛澤東已改變了自己對于朝鮮戰争的作戰指導方針思想,這種改變是根據朝鮮戰争的現實而做出的,就在一封緻彭德懷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德懷同志:曆次戰役證明我軍實行戰略或戰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師,甚至一個整團,都難達到殲滅任務。

    這是因為美軍在現時還有頗強的戰鬥意志和自信心。

    為了打落敵人的這種自信心以達到最後大圍殲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隻要求找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士軍一個整營,至多兩個整營,也就夠了。

    現在我第一線有八個軍,每個軍殲敵一個整營,共有八個整營,這就給故人以很大的打擊了。

    假如每次每車能殲敵人兩個營,共是十六個營,那對敵人的打擊就更大了。

    如果這樣做辦不到,則還是要求每次每軍隻殲敵一個營為宜。

    這就是說,打美英軍和打僞軍不同,打僞軍可以實行戰略或戰役的大包圍,打美英軍則在幾個月内不要實行這種大包圍,隻實行戰術的小包圍,即每軍每次隻精心選擇敵軍一個營或略多一點為對象而全部包圍殲滅之。

     這樣,再打三四個戰役,即美英師都得有三四個整營被幹淨殲滅,則其士氣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動搖不可,那時就可以作一次殲敵一個整師、或兩三個師的計劃了。

    過去我們打蔣介石的新一軍、新六軍、五軍、十八軍和桂系的第七軍,就是經過這種小殲滅戰的一段路程。

    但是還不夠,還須經過幾次戰役才能完成小殲滅戰的階段,進到大殲滅戰的階段。

    至于打的地點,隻要敵人肯進,越在北面一些越好,隻要不超過平壤、元山線就行了。

    以上請你考慮電告。

     毛澤東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以中國軍隊的一個軍打美英軍的一個營,這就意味着戰鬥将是一萬人打八百人。

     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這是中國軍隊著名軍事将領劉伯承的作戰原則。

    他的原話是:殺雞就要用牛刀。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語言風格,給中國軍隊在朝鮮的作戰重新制定了一個基本的作戰指導方針,這就是著名的“零敲牛皮糖”戰術。

     牛皮糖,是中國南方一種用麥芽做成的圓餅狀的糖。

    賣糖人用小錘一塊塊地敲下來零賣,顧客買多少賣糖人就敲下多少。

     毛澤東的意思很明白:朝鮮戰争今後一般不會再有大的戰役發動了,在與美軍的接觸線上,中國軍隊采取的戰法将是零打碎敲。

     把英率比喻成“能吃”并且“好吃”的“糖果”而不是其他什麼穢物,除了毛澤東的幽默之外,其中至少包含了兩層含義:一、中國人民對于美帝國主義,還是要“吃”的,隻是吃法不同而已。

     二、美帝國主義是可以被吃掉的,隻是吃掉它所用的時間長短而已。

     世界著名軍事理論家馮。

    克勞塞維茨針對政治與戰争的關系有過這樣的論述:戰争從來不是盲目的沖動,而是受政治目的的支配的行為。

    所以,政治目的的價值必然決定着願意付出多大的犧牲做代價和承受犧牲時間的多長。

     所以,當力量的消耗過大,超過了政治目的的價值時,人們就會放棄這個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

     1951年6月,聯合國軍北進的攻勢一停止,朝鮮戰争一下子就如同進入了死胡同一般,于是,一個現象随着軍事與政治的進程自然出現了:雙方似乎都打消了在軍事上取得朝鮮戰争全面勝利的念頭。

     也許,戰争的另外一種形式就要産生了:談判。

     “獵狗”凱南與來鳳莊 美國紐約海濱長島倫克福莊園是一座環境幽雅的鄉間别墅,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周末常來度假的地方。

    在美國國土上的這個蘇聯外交官的特許的場所裡,任何一位美國人的出現都會引起極大的注意。

    那是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和蘇聯人接觸,對于美國高層人士來講,是一件“絕對危險的事”。

     1951年5月對日,一輛黑色轎車駛入倫克福莊園别墅的大門。

    一個美國人在主人的迎接下走下了汽車。

     這是個記者們都熟悉的美國人:美國國務院資深顧問,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

    凱南。

     沒有人知道他到這地方來幹什麼。

     凱南到訪倫克福莊園的目的,隻限于杜魯門總統等幾個人知道。

     想向與自己沒有外交關系的中國表達美國願意停戰并且坐下來和談的願望,不但令美國政府内心矛盾、窘迫、尴尬,本身也是件周折,艱難、困苦的事情。

     因為在戰争一開始,作為交戰一方的中國,就曾經多次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朝鮮問題。

    美軍在“仁川登陸”後,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希望美軍能在三八線上停下來,通過和平的方式協商解決朝鮮問題,但是,氣勢正旺的美軍那時一心要吞并整個朝鮮。

    1950年10月2日,美軍越過三八線向北朝鮮發動進攻時,蘇聯等國就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争端的提案,中國政府對該提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可是在美國政府操縱下的聯合國卻否決了這項提案。

    同年的11月18日,出席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向大會提出了五項建議,主張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實現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但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任何反應。

    1951年1月11日,美方突然向中國方面提出“停戰談判”的建議,并且通過了美國操縱的“聯合國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五項意見。

    但是,由于這明顯是美軍在第三次戰役中受到重大損失之後的緩兵之計,美方的建議沒有回答中國方面關于一攬子解決包括中國台灣問題和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在内的原則要求,因此中國方面予以了拒絕,同時提出了真正能夠和平解決朝鮮和遠東問題的計劃,可這時美軍已經在朝鮮戰場上開始了反擊,軍事上的傾利令美方又一次放棄了可能的談判機會。

     到了1951年2月1日,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竟然通過了“中國是侵略者”的決議案,正如周恩來所說的,這一決議案的通過露骨地證明“美國政府及其幫兇是要戰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決的途徑”。

    此時的杜魯門,不僅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大門關上了。

    而且操縱聯合國又連續通過了對中國實施禁運等議案,這使中國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念頭,開始做長期戰争的準備。

     規模空前的第五次戰役結束了,雙方投入的兵力都已超過了百萬。

    戰線終于在三八線上穩定下來的時候,内外交困的杜魯門想坐下來談判了。

    可這時杜魯門才發現由他自己關死的門再想打開實在是太難了,正如國務卿文奇遜所說的那樣:“于是我們就像豬拘一樣到處尋找能和中國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線索。

    ” 艾奇遜首先指示在巴黎玫瑰宮的查爾斯。

    波倫向蘇聯駐德國的管制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

    西蒙諾夫進行試探,而對方好像就是無法領會一樣地沒有反應。

     美國駐聯合國使團的歐内斯特。

    格羅斯和托馬斯。

    科裡,在聯合國大廈内努力向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們表示親近,但是,試探似乎剛有點眉目的時候,《紐約時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搜集了一些“美國要在朝鮮戰争問題上和談”的零星迹象發表了,美國國内頓時謠傳四起,令正受到麥卡錫主義困擾的美國政府趕快出面“辟謠”,原來剛剛略有所悟的蘇聯人也躲開了。

     傷透腦筋的艾奇遜決定直接尋找中國方面的線索。

    他通過美國——瑞典——莫斯科的渠道極其秘密地試探了一下,還是沒有效果。

    于是,他派人到香港去,采用的是中央情報局慣用的某些手段,千方百計地力求找到一條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而美國準備在香港進行接觸的人的名單正是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是四個“可能的中間人”。

     艾奇遜想通過“中間人”向中國方面傳達的“信息”令人回味,這些“信息”後來在曆史的發展中竟然部分地被印證了——美國方面力圖使中國方面相信這樣的道理:中、美兩國應該和解。

    因為“蘇聯才是兩國的共同敵人”。

    舉的例子就是美國在中國内戰期間沒有“袒護”國民黨一方,特别是美國在蔣介石逃到台灣後,最初是拒絕為逃亡的蔣介石政權提供保護的。

    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是個有着在中國工作經曆的“中國通”,他認為,新中國在建國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存在一種“尋找一個外部敵人的心理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角色不幸落在了美國人的頭上。

    其實中國人不應該在反對美國的問題上“與蘇聯人站在一起”,朝鮮戰争肯定會令中、美兩國都感到痛苦。

    如果雙方建立一種“一定距離的關系”,那麼,“蘇聯肯定會成為中國的外部敵人”,那樣,美國和中國公開改善關系就是“合乎邏輯的事了”。

    20年之後,當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中國北京的首都機場與周恩來總理握手的時候,中國和蘇聯剛剛在中蘇邊境一個叫做珍寶島的地方激戰過。

     但是,艾奇遜在香港的行動同樣沒有取得效果,原因是中央情報局所提供的“可能的中間人”的身份“值得懷疑”,美國政府感到讓他們去傳達信息“太沒把握”。

    最後,艾奇遜派出的人僅僅把一些信息拐彎抹角地向“毛澤東的一個遠親”傳達了,拿馬歇爾的話說,這些努力好像是“把一封信塞進瓶子裡放到舊金山附近的大海裡去”,指望這樣做中國方面就能夠得到信息,簡直是太渺茫的事了。

     最後,艾奇迹終于選擇到了一個人,他就是喬治。

    凱南。

     艾奇遜認為凱南是個再合适不過的人選了。

     喬治。

    凱南是美國國務院的蘇聯問題顧問,當時他正在休長假,在普林斯頓大學寫着一本關于美蘇關系的著作,因此他不算是美國外交界的正式現職成員。

    況且凱南和蘇聯人的關系很不錯,至少蘇聯人不認為凱南是那種滿嘴謊話的外交人士。

     艾奇遜讓凱南立即到華盛頓來,當面給他交代任務,讓他和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雅可夫。

    馬立克取得聯系。

     艾奇遜對凱南說的話與他對去香港尋找線索的情報人員說的話完全相反:告訴蘇聯人,美蘇兩國好像正在走向對抗,美國認為兩國都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兩國不要被中國人牽着鼻子走,根據目前朝鮮戰場的戰線位置,現在正是停火的好時候。

     凱南立即給馬立克寫了一封信,信上詢問是否能夠“以私人的身份近期去拜訪他”。

    有點出乎凱南的預料,幾個小時之後馬立克就打來電話,要求凱南去長島的别墅與他“共進午餐”。

     于是,凱南和馬立克,兩個敵對大國的高級外交官員見面了。

    凱南流利的俄語令他們的交談不需要翻譯,而且交談是在一種“朋友式”的氣氛下進行的。

     經過寒暄之後,凱南說:“我們兩國在朝鮮問題上似乎正走向一場很危險的沖突,這肯定不是美國在朝鮮行動的目的,我們也很難相信這是蘇聯的希望。

    ” 老練的馬立克立即明白他的這位“老朋友”幹什麼來了。

     他反問:“既然你們認識到這種危險,難道不能改變一下你們的政策嗎?” 凱南說:“是中國人的行為導緻了這種危險。

    ” 馬立克毫不含糊,立即反駁。

    他再次重申,是美軍逼近鴨綠江才迫使中國軍隊出兵朝鮮的,并且曆數了朝鮮戰争爆發以來中國方面多次提出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和美國方面無理拒絕的事實,他認為美國軍隊對台灣的幹涉和阻止中國進入聯合國是美國人犯的最大的錯誤。

     凱南對馬立克的話一概不反駁,他牢牢記着他此行的目的。

     當他提出制止危險蔓延的惟一辦法恐怕是戰争雙方指揮官坐下來談判時,馬立克眯着狡猾的眼睛說,蘇聯不是戰争的任何一方。

     凱南認為與這樣一個典型的外交家不說實話怕是要永遠這樣繞下去了,于是他決定幹脆說出來算了:“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在任何一個委員會或用其他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産黨人會面,讨論結束朝鮮戰争的問題。

    ” 馬立克立即逼上去:“那麼,必須讨論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中國台灣地位和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 凱南表示,這些問題不在他的職權範圍之内。

     會面就這樣結束了。

     令凱南又一次預料不到的是,幾天以後,馬立克主動邀請他,并且表示,蘇聯願意看到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顯然,馬立克是請示了蘇聯政府才表這個态的。

     幾天以後,金日成走進北京毛澤東的書房。

    這是經由蘇聯人傳達過來的信息所引起的具體的反應。

    毛澤東、金日成進行了深入的探讨。

    毛澤東表示,如能再多殲滅美軍的一些部隊再談比現在可能會好一些;但是,如果能在談判中涉及“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等問題,美國的談判意圖不宜拒絕。

     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新聞部舉辦的“和平的代價”廣播節目中發表了著名的“馬立克演說”。

     聯合國自開創以來,就成立了一個用于公共事務方面的廣播節目,每個成員國都可以使用這個節目,但是,以前蘇聯人從沒有使用過。

    當馬立克要求給他安排演說時間時,聯合國人員都感到将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

     美國人注意到馬立克的演說使用的不是“蘇聯政府認為”,而是“蘇聯人民認為”這樣的措辭方式:全世界人們都認識到,和平對人類具有巨大的價值。

    自從犧牲了千百萬人類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到現在還不滿六年,而這樣高的代價得來的和平又受到威脅。

     美國和依賴美國的其他國家對朝鮮的武裝幹涉就是這樣政策的最生動的表現。

    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再提出和平解決朝鮮沖突的建議。

     朝鮮戰争之所以仍在朝鮮進行,完全是因為美國始終阻撓接受這些和平建議。

     目前最尖銳的問題,朝鮮的武裝沖突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而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各方有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意願。

    蘇聯人民認為,第一個步驟是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

    我認為,為了确保朝鮮的和平,這個代價不算太高。

     馬立克的演說令美國人又喜又憂。

    喜的是事情終于有了眉目,憂的是不知道馬立克所說的“蘇聯人民”是不是代表“蘇聯政府”。

    美國人這時突然發現。

    如果談判時蘇聯人插進來,情況将不是很妙。

    有一點美國人的看法是一緻的,那就是蘇聯人又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共黨宣傳”,“克裡姆林宮的人是搞宣傳的大師,宣傳是他們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工具”。

     馬立克演說兩天之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登了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發表演說的新聞和題為《朝鮮戰争的一年》的社論。

    社論的内容表明,這表面上是中國政府對馬立克的演說内容的表态,實際上是對美國的談判信息的正式回應。

    社論說:木月二十三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發表廣播演說,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我們中國人民完全贊同這個建議。

    這是給予美國的又一次考驗,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訓,是否願意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的反侵略戰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所以即在此後,中國人民仍然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國家關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合理建議。

     美國卻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來征服全部朝鮮,進而威脅我國東北,因此,使所有這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努力歸于失敗。

     毫無疑問,作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第一個步驟,馬立克的提議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同日,正在田納西州參加一個航空研究中心落成典禮的杜魯門在其演說中也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表達了正式的态度。

    他除了表示美國政府“願意參加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之外,針對美國國内的反對勢力,杜魯門對美國政府的立場進行了辯護:抱有黨派成見的人,力圖把我們的外交政策說成是“姑息主義”,還給它加上“恐懼”或“膽怯”的按語。

     他們隻指向一個目标,要使我們“單槍匹馬地去幹”,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道路。

     把世界上的自由國家團結在維護和平的偉大、統一的運動中,這難道是恐懼政策嗎?在朝鮮打擊武裝侵略,并把它擊退,這難道是姑息政策嗎? 請看看這些批評家提出的另外的辦法吧。

    他們是這樣說的:冒一下風險吧,把沖突擴大到亞洲大陸去! 冒一下風險吧,最多不過喪失我們在歐洲的盟國!冒一下風險吧,說不定蘇聯不願意在遠東作戰!冒一下風險吧,也許他們不緻挑起世界大戰。

     他們希望我們拿着頂上子彈的手槍,用美國的外交政策同俄國玩輪盤賭。

     6月29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經過杜魯門總統的批準,向美國遠東最高司令官李奇微發出指示。

    并要求他一字不差地執行:奉總統指示,你應在三十日,星期六,東京時間上午八時,經廣播電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鮮共軍司令發出,同時向新聞界發布:我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資格,奉命通知貴軍如下:我得知貴方可能希望舉行一次會議,以讨論以後停止在朝鮮的故對行為及一切武裝行動的停戰協議,并願适當保證此停戰協議的實施。

     我在貴方對本通知答複以後,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個會議的日期,以便與貴方代表會晤。

    我提議此會議可在元山港一隻丹麥傷兵船上舉行。

     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陸軍中将李奇微(簽字) 7月1日,彭德懷、金日成發出複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将軍:你在六月三十日關于和平談判的聲明收到了。

    我們授權向你聲明,我們同意為舉行關于停止軍事行動和建立和平的談判而與你的代表會晤。

    會晤地點,我們建議在三八線上的開城地區。

    若你同意,我們的代表準備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與你的代表會晤。

     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日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中國方面之所以不同意把談判的地點放在丹麥的傷兵船上,是因為中國方面認為那隻船是屬于敵方的。

    至于地點定在開城,美方認為這對他們不利,但是為了不至于把剛有點眉目的事搞砸了,也就同意了。

     雙方經過多次電報的來往讨論,最後達成如下協議:一、談判地點:選定在三八線上的開城。

     二、正式談判日期:從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開始。

     三、為安排雙方代表第一天會議細節,雙方各派聯絡官三人,翻譯二人,于七月八日上午九時在開城舉行預備會議。

     四、應聯合國軍方面的要求,中國軍隊一方負責保證對方聯絡官及随行人員進入其控制區後的行動安全。

     五、雙方代表團的車隊前往開城赴會時,每輛車上均覆蓋白旗一面,以便識别。

     朝鮮問題的談判渠道就這樣最終打開了。

     朝鮮戰争交戰雙方在經過幾番較量之後終于坐在了談判桌邊。

     7月,朝鮮戰場交戰雙方的兵力是:中朝方面,總兵力為111萬,其中中國軍隊77餘萬,北朝鮮軍隊34餘萬。

    聯合國軍總兵力為69萬。

    雙方兵力對比為1.6:l,中朝方面占絕對優勢。

    技術裝備上,聯合國軍擁有各種火炮3560餘門,坦克1130餘輛,飛機1670架,艦艇270艘。

    中朝方面隻有少量的坦克和飛機,火炮武力數量與質量均與聯合國軍相差甚遠。

    聯合國軍在武器裝備上占絕對優勢。

     雙方戰線的現狀是,西線聯合國軍似乎有意放棄了臨津江流域的沼澤地區,認為這塊難以通行的土地沒有什麼軍事上的價值,而在“鐵三角”地區,聯合國軍卻深深地向北插進來,與中國軍隊一直對峙在鐵原。

    這條線基本上是從漢城以北,沿着一條向東北方向的斜線延伸,對于三八線來說,雙方都有“越界”的地區,但從純軍事的角度上看,中朝一方似乎有點“吃虧”。

     就李奇徽來說,他屬于“不願意談判”的那一派。

    至今為止,他在朝鮮戰場上已經度過六個多月的時間,他認為是他重新為第八集團軍“樹立了信心”,并且是他把戰線向北推進到三八線以北,他不願意就這樣把他的戰功拱手讓出。

    即使他已經得到國内關于談判的指示之後,他依舊給參謀長聯席會議打電報表示他的看法,他認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拒絕停火,除非是受命而為”。

    李奇微說他有“确鑿證據”來證明,對面的中國人“正在調兵遣将,準備決戰”。

     與此同時,毛澤東多次打電報給彭德懷,始終嚴肅地重複一個警告:特别警惕敵人可能發動的進攻!特别警惕美軍可能發動的登陸作戰! 無論怎樣談判,都改變不了毛澤東的一個著名的論點: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作為精明的軍事家,毛澤東還明白,軍事上的優勢永遠是談判桌上的最好籌碼。

     戰後的許多資料表明,在彭德懷的桌子上,已經放有發動“第六次戰役”的具體設想和計劃了。

    就在談判正式開始以後的8月,這個新戰役已經準備完畢,彭德懷已經簽發了發動戰役的預備命令,政治動員令也同時簽發了,戰役開始時間是9月初。

     至于這次戰役最終沒有實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當然是與談判有關,其次還有美軍堅固的防禦陣地的形成。

     為保持軍事優勢,美軍以最大的努力增強了對中國軍隊後方供應線的轟炸,以至于其轟炸的密集程度超過二戰中的任何一個時間段。

    同時。

    持續不斷的局部的戰鬥即使在雙方已經達成開始談判的協議時依舊在發生。

    戰鬥基本上是以争奪三八線以北鐵原附近的有利地形而進行的,短暫而激烈,達到“寸土必争”的程度——對這個敏感地區的每一個小山頭的占領,都将會使談判出現新的局面——戰争與政治聯系得如此緊密,在朝鮮戰争開始談判以後表現得更加淋漓盡緻。

     其實,朝鮮戰争還有一方,就是南朝鮮政府。

    戰争交戰雙方開始談判的協議簽訂以後,這個幾乎被遺忘的政府立即認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李承晚多次表示他“誓死不與共産黨談判”,南朝鮮政府多次組織大規模的群衆集會,喊出的口号是:“打到北方去!” 沒人理會這個政府。

     戰争在這個政府的土地上進行着,這個政府此時卻在戰争中并不具有實際意義。

     就在彭德懷答複李奇微關于談判建議聲明的第二天,7月1日,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日。

    志願軍政治部請彭德懷在紀念大會上作報告。

    彭德懷說:“我們黨多災多難,從什麼地方說起呢?”彭德懷在他的報告中,回顧了中國共産黨路線鬥争的曲折和革命曆史的艱難。

    所有參加那個紀念會的人都記住了彭德懷的兩個重要的觀點:一、中國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就不會勝利;二、朱德是我們黨内最沒有私心的人。

     從來不曾有人知道,也從來不曾有人理解到,彭德懷為什麼在朝鮮戰争進行到這樣的時刻如此詳盡地講述出他心中的中國革命的曆史。

     開城市區西北約兩公裡的高麗裡廣文洞,有個叫來鳳在的地方,被選定為朝鮮戰争談判的地點。

    這是一座富有的家庭的宅院,房前有花壇,院中有古松。

    大門過去是三間正廳,除去屏風後可以成為一個面積不小的談判室。

    宅院西面的平房,是中國代表團的住所,北朝鮮代表團住在南邊的一所學校裡。

    不遠處,有一座白色的教堂,可以作為對方代表休息的地方。

    地點選定之後,開始打掃衛生,準備桌椅,整理道路,布置警衛,全場掃雷,粉刷牆壁,總之,徹夜忙亂。

     檢查準備情況的時候,突然發現,聽說按照國際慣例,雙方見面要交換證明代表資格的“全權證書”,中國方面根本沒有準備,于是連夜派人去平壤讓金日成簽字,至于讓彭德懷簽字,已經沒有時間了,好在聯合國軍一方後來并沒在意。

     1951年7月8日,朝鮮戰争交戰雙方聯絡官第一次會晤開始。

     聯合國軍方面的聯絡官是美國空軍上校安德魯。

    肯尼、美國陸軍上校詹姆斯。

    穆來、南朝鮮中校李樹榮、朝文翻譯思德伍德、中文翻譯凱瑟。

    吳。

     中朝方面的聯絡官是張春山、柴成文、金一波、畢季龍、都宥浩。

     雙方聯絡官向這裡聚集的方式不大一樣。

    聯合國軍方面的代表是乘直升機來的,開城附近為他們飛機的到來專門布置了一番,地面上擺上了醒目的“WELCOME”的字樣。

     中朝方面的代表是乘坐汽車來的,先是分乘三輛吉普車,半路上一輛壞了,于是就擠上另外的一輛,沒有走多遠這輛又壞了。

    這次臨時攔了一輛運糧食的卡車,代表們坐在糧食口袋上到達時已是滿臉的灰塵。

     經過雙方聯絡官們的會晤安排,1951年7月10日,正式談判開始。

     聯合國軍方面的正式代表是: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特納。

    喬伊中将,美國遠東空軍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國第八集團軍副參訪年霍治少将,美國巡洋艦分隊司令勃克少将和南朝鮮的白善烨少将。

     中朝方面的正式代表是:北朝鮮人民軍第二軍團軍團長南日将軍,北朝鮮人民軍前方司令部參謀長李相朝将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将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解方将軍,北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參謀長張平山将軍。

     正式談判的時候,一開始聯合國軍方面的代表們就感到了這将是一場極其艱難的談判,原因是中國人實在是一群充滿東方智慧的人。

    先是桌子上的小旗子,你擺上了一面,他們就立即擺上一面比你高大得多的,旗幟的大小和旗杆的高低的比賽持續了好一陣子。

    然後就是椅子,共産黨方面給聯合國軍代表準備的椅子至少比他們自己的矮一半,聯合國軍代表一坐,就好像陷入了地下找不到了。

    再有就是協議上規定的“為了安全在車上覆蓋白旗”,殊不知懸挂白旗,在東方人的眼裡是來投降的意思,等聯合國軍知道了,白旗已經挂了好幾天了,而且他們蓋着白旗的照片早就登在所有共産黨國家的報紙上了。

     來風莊,一個美麗的名字。

    雖然這座庭院裡正在進行着關于戰争的談判,但是可以想見這座庭院原來的主人一定懂得人間何為最美的人。

    因為在中國人古老的情感世界裡,歡迎最尊貴的客人,被稱為有鳳來儀不亦樂乎。

     來鳳莊,這個美麗的名字注定要載入世界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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