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軍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早就看透了國軍的戰略部署，對衡陽攻勢雖然一挫再挫，傷亡慘重，但他對負責攻城的68、116兩師團就是隻整補而無增援，而不将其主力投入攻城之戰。
在派遣軍和大本營的一再督促下，仍然堅持：“隻要将敵人外圍主力擊破，衡陽守軍得不到援軍，在無補給的情況下，至其戰力耗盡時，則不攻自破矣！”
果然，當日軍将湘江東岸的國軍全部壓迫至衡陽以南很遠的地區後，立即抽調三個師團兵力，投入衡陽攻城戰。
然而，事情也在悄悄發生着變化。
衡陽第10軍的堅強抵抗已經達到了挫敗日軍銳氣、士氣、大滅其威風，打亂日軍戰略部署和後勤供給的目的。
衡陽守軍吸引的日軍多到守軍的數倍，衡陽就好象方先覺自己所言，猶如一個台風眼，将數十萬日軍一号作戰計劃參戰部隊緊緊地抓在衡陽盆地周邊的狹窄的丘陵地帶，使其調度混亂、行動遲緩、國軍外圍各軍可乘之機比比皆是。
戰局已經從初期不利局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越來越有利于國軍反攻，國軍組織衡陽會戰的條件并未消失。
衡陽外圍國軍兵力在長沙失守後，第九戰區發布的命令中仍有30萬之衆。
盡管後勤補給落後，部隊士氣受挫，但日軍經過衡陽兩次總攻失敗後，已經元氣大傷，損失慘重。
隻要國軍組織得法，在衡陽四周任何一個方向，消滅或擊潰日軍一部完全可能。
關鍵此時需要一隻戰略巨眼能看到這衡陽守軍帶來的稍縱即逝的良好戰機；再就是需要一隻戰略巨手，力排衆議，統一指揮，強力調度各方面部隊服從和服務于一個統一的戰略目标。
然而在衡陽堅守時期，人們看不到這樣一隻巨眼，也沒有這樣一隻巨手出來。
國軍将士們隻看到心灰意懶，怨天憫人的薛嶽長官；隻看到雖然一直十分焦急地關注衡陽戰事，但卻一直沒有統一的組織按排，而隻是在每天祈禱的蔣委員長；隻看到以“小諸葛”自居，在黨國軍中素有軍事遠見的白崇禧副總長側身而立的風言冷語。
作為曆史文化古城的衡陽，注定要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日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要攻占她；國軍第10軍也付出巨大犧牲守衛她。
中日雙方都存在着“功虧一篑”的深刻危機，就看誰在這無奈中更積極些，更能堅持最後五分鐘。
積極主動，也許是當時黨國最缺乏的戰争意識了，而消極被動則已成深入骨髓的病毒。
像白崇禧這樣的軍事韬略也不能為積極作戰提供決策參考，而隻能用于消極觀望的預言預測。
因此，方先覺和他的第10軍浴血鏖戰創造改變曆史的契機眼看着就要與國民政府和中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