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通知他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即将來華，同時派美國戰時生産局局長納爾遜為協助，電文最後，總統先生毫不客氣地加上一句：“中國戰局形勢危急，關于史迪威的事需要立即行動，否則，将為時太晚。
”
蔣介石原來指望衡陽堅守可以增加他對美交涉的地位與籌碼。
但是，現在衡陽失守了，情況正在走向反面，羅斯福又一次向他攤牌逼他就範，對他在上封信中提出的任命史迪威的條件詳裝不知，不理不睬，也不答複。
這使蔣的自尊心受到特别的挫傷。
他提出的條件是在史迪威擔任新職之前，必須遵守3個條件：首先，中共不得處于史迪威的權力之下，一直要到中共同意服從“中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命令”時才能這樣辦；第二，應當明确規定史迪威的職責、權力、名義和對大元帥，即蔣的關系；第三，租借法案的軍事物資的分配和處理，應根據租借法案精神，完全處于中國政府和總司令權力之下。
同時，授權給美陸軍中某些官員以監督這些物資供應的處理。
8月10日這一天，蔣介石悲憤之情難以抑制，他稱這一天為永難忘記的一天；稱1944年是一生中“最為險惡的一年”。
這一天，他記下了頗為獨特的一篇日記：“如餘健在一天，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雖有國際之背景與陰狠之奸謀，彼亦必有終無出路之一日，不可過于憂慮，隻須忍辱待機，若至不得已時，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
否則，餘若一經悲觀憂世，甚至存一死報國之念，則國家人民必淪胥以亡，徒使共匪與敵寇之陰謀得逞已耳。
能不自勉乎！何況今日處境雖惡劣萬分，而較之15年到30年間之情勢，猶勝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強耳！”
而就在此時，由于戰事吃緊，國際上，特别是美國朝野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批評越來越多，中國抗戰的曆史作用也越來越明顯，而蔣介石及其政府的威望卻越來越低，期待得到的和實際得到的正好以反比相斥。
他感受到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失落與沖擊。
他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