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得清楚。
可段興玉也懂得，當一個簡單的問題又被人們重新鄭重地提出來加以讨論的時候，問題就不再是簡單的了。
這幾年，他雖然很少和局領導打交道，但由于局裡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對領導們之間的關系也常有預聞的機會。
他知道，馬樹峰雖然在去年官複原職後，名義上是局裡的第一把手，可事無巨細，要是沒有甘向前這位軍代表的贊同和默許，都是絕難行通的。
甘向前和市委第一書記劉亦得之間保持着極為密切的熱線聯系，就是在局常委會上已經形成決議的事，他到劉亦得那裡一嘀咕，照樣可以推翻。
一向，段興玉把一切從實效出發作為工作上的第一信條，時間已經不允許他們拉開架子争論下去，而且有實權而又不怎麼内行的甘副局長偏偏又分管偵查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來，那麼下一步工作還是要由他來抓。
可想而知，他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幹部還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為難的命令呢，弄不好，這個案子就真要雞飛蛋打了。
所以，段興玉當時的主導思想就是，先捕起來再說。
馬樹峰悶悶地抽了兩口煙，對他說：“捕，光是這麼一句話麼？說說你的理由嘛。
”
段興玉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說道：“捕起來，通過審訊，或許還可以得到些東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線跟蹤來控制了。
外線處現在新手多，這幾年沒上過什麼要緊的案子，技術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敵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全靠他們靠不住，沒跟兩個小時就給你暴露了，還不是照樣喪失跟蹤觀察的意義？萬一再給丢了梢，那就……”
“誰丢了梢誰負責嘛。
”馬樹峰有些發火地說：“現在雖然不主張搞管卡壓，但工作不能不負責任，要是總這樣……”他大概習慣地想說“軟、懶、散”，幸好頓住了沒把這句不合時宜的話說出口：“要是總這樣馬虎，還怎麼搞偵查呢？”
屋裡沒有人響應他的激動，段興玉也沒有說下去。
現在工作上普遍沒個章程，丢了梢拿個别偵查員是問也不合理，況且外線工作受場所、氣候、光照條件、技術水平和敵人測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現象也難免有所發生，而且從那一兩天外線處的表現看，段興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靠他們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贊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卻沒有對他有絲毫滿意。
在那次會議以後，幾次點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贊成你把我們外線處的大好形勢說得一無是處。
事實，什麼叫事實？恐怕是我們衡量事實好壞的眼光不同、标準不同吧！”
甘向前後面的這句話，任何一個“文革”前參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員都不難揣摩出其中的鋒芒。
他們是被砸爛的舊公安局培養出來的人，也許的确是習慣拿過去的眼光來看現在的事物吧。
而在這方面，甘副局長向來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
他一個科長算什麼，在那天的會上，當着馬、紀這兩位“文革”前舊市局當權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樣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對革命工作當然要負責，我同意，可問題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給革命工作帶來了損失，我看，究竟該由誰來負這個責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負責吧！我們可不要再走舊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敵縱敵’的覆轍啦！”
一讨論工作就扯到舊市局的老賬上去，就像小孩兒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尋對手的痛處罵一通，馬局長也隻有鐵青着臉，不能再說一句話了。
會，一直僵到中午，最後還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間辦公室，給市委第一書記劉亦得撥了個電話，讨來了“聖旨”，像小學生背書似的給他們宣讀了兩遍，才算結束了這個不愉快的僵持。
劉書記的指示，當然是支持甘副局長的，總共十六個字：“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迅速取勝，保衛批鄧！”這兩年自從樣闆戲《杜鵑山》的台詞用了韻白之後，連領導們做指示也動不動就押韻了。
捕了徐邦呈，審訊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長全盤接管，而在審訊方略的确定上，馬局長被架空不能插手；紀真也隻是有心無口，妥否都不敢說話的；段興玉自己當然就更顯得其人微言輕了。
一夜之間，他從這個案件的主管科長變成了無事一身輕的閑人，簡直有些百無聊賴了，他隻好給自己安排了個差事，同大陳一起到Ｈ市去查那張地形圖。
等他們從Ｈ市趕回來，徐邦呈差不多已經審結了，他隻能從擔任記錄的小陸嘴裡，知道一點審訊的情況。
小陸是帶着明顯的敬佩口氣，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過程的。
“甘局長還真是老經驗，三繞兩繞就把那小子給繞進去了，逼得他沒話說了。
”
“怎麼繞的呢？”
“一條一條給他擺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麼人接頭，接頭要信号機幹什麼用？要地形圖幹什麼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進速出，速進速出用不着帶那麼多東西、那麼多錢；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長期潛伏，長期潛伏這點東西這點錢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學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過專門訓練，絕不是負有一般性的任務，這麼不惜工本地潛入進來，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當前我們國家的反右鬥争也觸動了國際反動勢力的痛處，他們不會無動于衷。
甘副局長後來幹脆跟這小子講明了，政治陰謀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過關！”
段興玉幾乎要拍桌子叫出聲兒來了：“這是典型的引供，是審訊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靜地問：“甘副局長還怎麼問的？”
“反正是一條一條把這小子想鑽的空子都給他堵死，甘副局長說，他們過去審土匪就創造了這條經驗，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後，剩下的就是事實。
”
他叫小陸把審訊錄音拿出來，一盤一盤地聽完了。
他跑到紀真辦公室裡來了。
“老紀，甘副局長那麼提問題可是違反審訊工作原則的，沒掌握多少證據就把人家一條一條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們預想的路子上走，這容易出錯啊！咱們得跟甘副局長提提呀。
”
紀真沉吟了半晌，反聲問他：“怎麼，你認為徐邦呈的口供有詐？”
“有詐我不敢說，這麼審是不對的，容易出毛病。
”
紀真似乎斟酌了一會兒詞句，待了片刻，才緩緩地說：“副局長親自審的，我們怎麼好去挑眼呢。
甘副局長半路出家搞公安，審訊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難免嘛。
可這話我們不好說，說了，又是外行不能領導内行了。
我看，咱們還是‘為尊者諱’吧。
好在徐邦呈這次的口供大部分還可信，地形圖也對上了。
”說到這兒，紀真把聲音輕輕壓低了些，“仙童山接頭還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個特遣小分隊的任務是不是破壞批鄧，就難說了。
我想也可能是這家夥怕掉腦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們所疑，以便引起我們對他的重視吧，我和他接觸了兩次，他現在的保命思想還是很明顯的。
小分隊的具體任務，暫不必急着搞得那麼清，我心裡有數就行。
”
紀真雖然如此說，可段興玉還是不放心，小分隊的任務沒搞清倒還猶可，萬一徐邦呈還留了其他一手兒呢，不能不防。
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會上，段興玉搶先發了個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總的思想是，誘捕敵特小分隊的這張弓，不能拉得太滿了，滿了不容易收回來，特别是對考察徐邦呈，多方驗證口供的工作設計，他講得很具體。
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嗎，那好，我都一條一條地先給你“參謀”出來，然後你再“決策”，省得你先說出一通外行話，下面幹部既不好執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興玉也是想用這個辦法來防備可能有的隐患，預備好退路。
審訊結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來，仙童山的誘捕計劃，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訂，就像一隻即将出海遠航的小船，張了帆，拔了錨，已成離弦之勢了，段興玉也隻能這樣搞些貼貼補補的措施，盡量促使不緻擱淺和傾覆吧。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的話裡話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對審訊結果不放心的傾向來，甘向前雖然沒說什麼，可态度上十分冷淡。
散了會，紀真把他給叫去了。
“興玉，你說話說得太多了！”紀真有點氣急敗壞，用手指頭當當敲着桌子，“咱們是舊市局的老人，一舉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套，你怎麼還敢張口閉口過去怎麼個搞法，以前怎麼個經驗呢？甘副局長今天是客氣，他要是給你翻翻砸爛公檢法的老賬，你有什麼話說！”
他一聲不響，心情極度敗壞，他沒想到現在搞案子這麼複雜，這麼掣肘，這麼叫人讨厭！
“哼，我們現在倒像是‘留用人員’了，”他冷冷地說，“好了，我以後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了。
”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說為佳吧。
”紀真的情緒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時候，紀真又把他給叫去了。
“我考慮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難改呀，回頭要真跟副局長沖突起來，我就不好為你說話了。
我看幹脆，你上追謠辦幫幫忙得了。
放心，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
紀真的口氣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無可挽回，這時候也隻能拿得起放得下了。
他笑笑，說：“為什麼偏讓我去追謠辦？還不如去分房辦、公用家具折價辦呢，反正處裡現在各種辦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
“那些個地方，矛盾太多，你一個業務幹部犯不着攪進去，搞一身糾紛。
”
就這樣，他成了追謠辦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來，紀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
那時候，他們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會大學裡讀書。
紀真是高年級學生，地下黨員，後來因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通緝，離開了學校，還在他的家裡避宿過一個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
那時的紀真，在他眼裡是個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黨從大學生中挑選了一批骨幹加入到公安機關，段興玉恰好分配到紀真所在的五處。
在五十年代反美蔣特務的鬥争中，他們這一對上下級之間的友誼和默契，至今還能引起段興玉的無限感憶和懷念。
那時候的紀真就如同那個年代一樣，是那麼富于朝氣，那麼精神抖擻，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發愁。
一九六○年當上五處的第一把手以後，誰都認為他是一個在事業上極有前途的接班幹部。
“文化大革命”頭幾年，紀真雖說也戴過高帽，也住過“牛棚”，嘗了幾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長馬樹峰官複原職了。
盡管這幾年總是處在“業務上的骨幹力量，政治上的統戰對象”這樣一個難堪境地，但是他的複出，在砸爛公檢法以後，市局各業務處的第一把手全被軍代表和造反派壟斷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漢人入了一品一樣，畢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
然而最熟悉紀真的他，卻早就看出紀真“出山”以後這幾年，的确在慢慢地變，圓滑了，沒有棱角了，無論幹什麼，總要瞻前顧後一番。
有時甚至謹慎得連對他這個生死之交也不敢敞開心扉了。
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節他在紀真家喝酒的那次，當他和紀真的愛人說起江青去小靳莊的事時，紀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楊開慧同志死得太早了。
”這一句話，引得他和紀真的愛人、孩子都放膽地發起不合時宜的議論來了。
他覺得那是這許多年來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說心裡話的聚會，所以心裡特别痛快。
可是紀真，大概是悔于酒後吐真言吧，事後幾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彎抹角地說了些補救的話，顯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這使他感慨系之，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倒不是因為自己不被紀真信任，而是因為他看到了紀真内心裡孤獨得已經沒有一個可以坦誠告白的知己了，人到這個份兒上，還有什麼更可悲的嗎？
對十一廣場烈士紀念碑下的那幾個花圈，他也向紀真問過看法，紀真是一副故作輕描淡寫的神情，“清明節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
”他當然不相信，憑紀真這樣一個老偵查員的敏銳眼光，還能看不出這是黨内鬥争表面化、群衆化的一個迹象，紀真不過是意會而不明言罷了。
但這件事畢竟又使段興玉心裡稍稍溫暖了一些，因為他深知紀真性格的本質，并不是慣于模棱兩可的，紀真一向幹脆、喜歡一針見血，現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實質掩蓋為正常現象，并無焦憂痛惡之慨，也就足見其内心的傾向了。
今天上午，他們追謠辦公室的一個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來了，跟他彙報完工作後，順帶講了講北京的情況。
看來，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醞釀着清明節搞點活動。
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穩，南州的形勢會怎麼發展呢？唉，這個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說話的劫數了嗎！
将近一天沒有說話了。
這是施萬雲近幾年才形成的習慣。
在南州舊市委的領導幹部中，他一向被認為是位出色的演說家。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檢察長就做了十三年，作為檢察長，重要審判常常免不了要親自出庭支持公訴，親自參加法庭辯論，沒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
他的出名的雄辯，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那幾年，在批鬥會上常同“革命群衆”激烈舌戰，侃侃之勢不減。
以後，當然是低頭認罪了。
再以後，下放到了農場。
直到一九七三年打農場回來在家這麼一住，他才真正的變成了半個啞巴，連相随了幾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為他的沉默而發慌。
快吃晚飯的時候，江一明來了，手裡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個在部隊工作的兒子給他帶來的，這玩意在南州的市場上差不多絕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
江一明倒是有個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們同在大學裡讀書的時候，他這個學工科的，倒比自己這個學法學的還要健談，不管和什麼對象談論什麼問題，一概滔滔而來。
當時曾因此得了一個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漢文“把你聊死”的諧音。
幾十年了，學生時期的往事早被歲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樂天達觀的性格和愛發議論的毛病，卻如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