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樓是青磚砌成的，因為舊，表面呈現出一層黑色，幾乎所有窗戶上的油漆都已被風雨侵蝕得斑駁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樓門既髒且破，用五合闆充作玻璃的門頁沖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個哆嗦。
“這是怎麼回事，還不如南州市歌劇院體面？”她心神疑惑地走進樓門。
一聲很漂亮的男高音從頂上傳來，在她有些灰冷的心裡發生了一點兒興奮提神的熱量，她順着破爛的樓梯爬上去。
在三樓，她找到了媽媽那個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見到她，臉上就現出吃驚的樣子，好像對她的到來毫無精神準備似的。
“你怎麼來了，沒收到我的信嗎？”李阿姨把她領到走廊上，向她問道。
她心裡一跳，“什麼信？沒收到呀，是不是有什麼變化了？”
“今年給劇院的進員指标沒有了，我也是才聽說的，已經給你媽媽寫了信，我還生怕你來呢，結果還真來了，你看這事兒……”
她望着牆不吭聲，心緒壞到了極點。
李阿姨想了一下，說：“我看這樣吧，既然來了，就在北京多玩兩天，回頭我在劇院裡請幾個專家給你聽聽唱，如果他們對你感興趣的話，也許還有門兒，即便不行，讓他們給你指點指點也有好處。
你别急，以後這兒總會招人的，現在我們就缺年輕的，哎，你現在住在哪兒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留給了李阿姨，離開了這座破破爛爛的大樓，回到何伯伯的家裡。
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來電話把她叫去了。
“這幾個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湊起來給你聽聽嗓子，我好大面子呢。
”李阿姨頗為得意地說着，把她領進一間鋼琴室。
她朝屋子裡的幾個人看了一眼，除了一個花白頭發的老頭子還多少有點兒藝術家的派頭外，其他幾個簡直就像賣醬油的，和她過去想象的風度大相徑庭，她情緒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譜遞給了鋼琴師。
唱了兩支曲子，一支是美國電影《音樂之聲》插曲，一支是法國歌劇《卡門》裡米開拉在山洞唱的那段詠歎調。
唱完之後，便由那幾個人問話，全是些泛泛的問題，學唱多久啦，跟誰學過啦等等，最後，還是那個花白頭發的老頭兒講了講她對米開拉那段詠歎調的理解偏差和換聲點、裝飾音的毛病，不過她好像已經沒有心思去聽這些了。
走的時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門口，拍着她的肩膀問：“你什麼時候回南州啊，替我問你媽媽好。
”這一句話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關于“也許還有門兒”的話，也不過是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
她對李阿姨沒有做半點兒感謝的表示，顧左右而言它地說：
“這破地方，還用得着設雙崗嗎？”
李阿姨瞥一眼院門口的崗哨，“這院子是部隊的，我們在這兒臨時占了一個樓，崗是他們的。
”
她撇嘴笑了笑，告辭走了。
一連兩天，她門也懶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來過一次電話，請她去家裡玩玩，她敷衍了兩句，推辭了。
何伯伯一家人見她沒精打采的樣子，都先後過來說過許多寬解的話，何伯伯的愛人胡阿姨根據她在北京市委搞過一段人事工作的經驗，鼓着多肉的嘴巴說：“你媽媽托的那個李阿姨在劇院是做什麼工作的？我看辦事可不怎麼牢靠。
往北京調工作，哪兒那麼簡單呀，即便劇院收了你，戶口怎麼辦？進戶口歸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調動走勞動局這條系統，可演員是按幹部管理的，幹部調動走人事局這條系統，各個系統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條條，說不定在哪兒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麼好調呢。
要我看，你還不如先去南州歌劇院呢，再說那兒上台鍛煉的機會也比這兒多，這兒都是些名家，難得輪上你的角色。
”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寬處勸導她，而她的心情卻反而更加陰沉惡毒起來，心裡罵着，“真他媽沒治，什麼戶口啊指标啊，就咱們國家這一套?唆！”
星期天，她仍舊沒有心思去轉轉，但情緒多少平靜了一些。
這也怪自己過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
也罷，就先設法把去南州歌劇院這件事辦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兒是夠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鳳尾”來，“雞頭”也許更多一些優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過晚飯，就坐下來看電視，新聞聯播剛剛結束，桌上的電話突然響起來，玲玲摘下聽筒，大嗓門喂喂兩聲，把聽筒沖她一伸：
“找你的。
”
“又是歌劇院那個姓李的吧。
”她坐在椅子裡沒動窩。
“不是她，是個男的，有點兒口音。
”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來，接過電話，一個似熟不熟的聲音從聽筒裡傳出來。
“喂，是施同志嗎，你不記得我了吧？”
“你？……噢，馮先生！”
“你忘記了你還向我許過願呢！”
馮先生親近爽利的聲音使她胸中的郁悶為之一掃，聲音也明亮起來：
“您的公事辦完了？是嗎，什麼，我？我什麼時候都有空兒，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馮先生如約乘了一輛“小豐田”把她接走了，他們上午爬了紅葉正濃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頤和園，晚飯是在“聽鹂館”裡吃的。
她看得出來，馮先生并不很有錢，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鄰桌幾個歐洲人那麼揮霍。
但馮先生很高興，一天裡爬山、蕩槳、照相，玩興極濃。
她雖然和他相差了十來歲，但發覺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難事，馮先生開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處顯得灑脫融洽。
她覺得這一天是真夠輕松愉快的……
在“聽鹂館”吃飯的時候，意料之中的問話來了。
“你考試怎麼樣，還順利嗎？”
“别提了，”她揮揮手，“劇院沒有分到進員的指标，就是當代十大女高音來了，也照樣不能收。
”
“噢，”他做出一個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說：“這種事，要是在國外就好辦多了，一切憑本事，像你這樣一副好嗓子，走到哪裡都不愁吃飯的，你能唱出錢來，唱出一切來，當然，國外也有國外的不好……資本主義嘛。
”
從頤和園出來，天已經擦黑了，馮先生餘興未盡，建議到民族宮去跳跳舞，她謝絕了。
一來因為太累，二來是這幾天在何伯伯家裡灌了一耳朵關于跟外國人去民族宮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敗壞的話。
她想了一下，說：“我想回去了，明天還要早起去排隊買火車票呢。
”
“你要回南州了嗎，太巧了，我過兩天也要回去，我們又能同路了。
”
“我最遲後天就得走，我是請了假出來的。
”
“後天？好，我幫你買車票，我在飯店裡訂票很方便。
”
“那我什麼時候把錢給你送去？”
“你太客氣了，我還付得起這點小小的盤纏。
”
“不不，實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費。
”
“我們是朋友了嘛，你這樣認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導費呢？噢，我明白了，現在國内的人是不是還害怕和外國人接觸？如果你覺得為難的話，我當然不勉強，我不願給朋友帶來麻煩。
”
“不是，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您想到哪兒去了，如果您高興，我當然很希望有您這樣一個談得來的朋友，真的。
”
“謝謝，你知道嗎，我最怕一個人坐火車，就是因為受不了那個寂寞，這下好了，我們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
”在頤和園門前停車場的路燈下，馮先生心滿意足地笑了。
“好，現在我送你回家。
”
馬樹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離開自新河的。
一年多的光陰在匆忙中一閃而過，當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堅硬的土地時，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他現在住的場部招待所的這棟講究的小樓，正是過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調查組的“行館”，他當時還以第八副場長的身份，陪調查組去過磚廠呢。
多快，一晃兩年了。
幾乎是從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農場的簡陋宿舍就開始門庭若市了，甚至連那個平時從不和他說話的農場第一把手陳政委，見了面也躬身含笑，帶着幾分敬意。
在這個偏處一隅的勞改農場裡，改朝換代的氣氛和枯榮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還要來得快。
馬樹峰本來是下決心留在農場好好搞一陣的，他畢竟已經了解了這塊土地，對它有了感情。
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書記施萬雲突然從南州市打來長途電話要他回去的時候，他并沒有立即動身啟程，總覺得該把這兒的工作做個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勢有個着落再走才好。
直到從北京調來的市委第一書記李直一親自來電催促，他才不得不抛開一切事務，連行李也沒有打，隻身回到南州市來了。
剛回來的那陣子，他，還有準備擔任市委政法部長的喬仰山，先是以工作組的身份參加了市公安局黨委常委的工作。
因為當時李直一和施萬雲對甘向前的底細不清楚，開始還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牽頭，所以，頭兩月局裡的形勢是非常複雜的。
甘向前在公安局經營了十年，隻要他這棵大樹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絕不會散。
别的不說，光是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就非常掣肘。
比如他馬樹峰前面剛在局政治部講了，凡屬在十一廣場事件中立功受獎而提拔起來的幹部，一律暫回原職的話，甘向前後面接着就在大會上宣布：十一廣場事件和天安門事件性質一樣，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樣使用，受獎的照樣光榮！針鋒相對的态勢，越來越表面化。
難怪局機關大樓裡有一張大字報的題目上赫然寫了“甘向前到底是‘牽頭’還是‘鉗頭’”這樣幾個字，很是辛辣。
他也曾抱着一線希望，以不念舊惡、不計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談過，結果不行，一談就崩！
“我當然是有意見的！”甘向前很激動，“平反工作不能翻燒餅，不能對過去的結論一概否定嘛。
别的不提，我隻舉一個例子，據說連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這成什麼了？不要說徐邦呈脫逃的疑案未了，難道連他銷毀證據的事也要一風吹嗎？再說他在地震期間還有策動犯人越獄的新科，又該怎麼說？”
對于３１１案的失敗，公安部調查組興師動衆而來，不了了之而去，馬樹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調查的，隻因始終大事纏身，一時尚不能顧到此處；對于周志明銷毀證據的案子，他倒沒有什麼新解。
這些年的事情，真僞雜陳，亂七八糟，沒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不表态。
而且市裡後來對複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隻搞未決犯，投入勞改的已決犯統統歸檢察和法院系統甄别，他也就把這事擱在一邊了。
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還想着，不知道這個周志明是不是還在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從他被正式任命為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以後，要想躲開自己那間辦公室，是絕沒有可能的。
直到現在，甘向前撤職審查，局裡的形勢完全明朗，各業務處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齊，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這個願望才算實現。
昨天晚上下了班，他隻随身帶了個秘書，輕裝簡從，孤車一乘，直奔自新河來了。
一路颠簸，夜裡十二點到了場部。
不知是誰先往這兒打了電話，場長、副場長，一溜七八個，迎候如儀，前呼後擁地把他送進了招待所的小樓。
這使他十分掃興，本來盼望着體會的那點舊地重遊的親切感，全被這種官場的繁文缛節淹沒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沒等有人來拜就離開招待所，先到場長辦公室來了，場長也是個剛複職不久的老家夥，一見面就發牢騷，——勞改局遲遲不給場裡派新政委，搞得現在生産、管教、震災後的基建，還有揭批查運動、搭配各分場的班子、落實黨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還有生活，全場一萬多幹部、職工、家屬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這個當場長的躬親主持，吃不消！馬樹峰聽着，也隻能心裡歎氣，“你叫我怎麼辦？”他說：“抓緊找年輕的，接班！”
這真是個要緊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幾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這些幹部也是青黃不接。
找什麼樣的人來接班，什麼樣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員，這是他近來時時盤桓于心頭的問題。
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兒的當然不行，唯唯諾諾，難得糊塗的也同樣不行，一定得要那種有責任感的年輕人來接公安事業的班，要真正有責任感的人！這些年叫“四人幫”搞的公安人員的責任感都到哪兒去了？像那個本來并不複雜的３１１案件，為什麼叫一個外行加極左的甘向前就給活活搞砸了？那些當處長的、當科長的、當偵查員的，你們可不是外行，為什麼不敢堅持原則，據理力谏呢？
一想到這些，馬樹峰心裡就沉甸甸的，話自然也就說得少了。
場長告訴他，上午機修廠要開先進工作者授獎大會，估計很熱鬧，建議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門，獄政科長來了，看見他，很恭敬地垂手說道：“喲，是馬局長，您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剛來。
你找我？”
“不，我找場長。
市委政法部剛才來了一個長途電話，問磚廠犯人企圖越獄那個案子的情況。
”
場長揮了一下手，說：“你們各司其職，不要事事都找我。
”
“他們電話裡說，是政法部領導要問的，要我們盡快報個材料到政法部去。
還說，如果周志明挑動犯人鼓噪的問題屬實的話，也要盡快把處分意見報到檢察院去，還叫咱們先提個加刑期的意見供法院參考。
”
畢竟是政法部領導親自垂詢，場長不得不鄭重其事了，“下面不是報過材料嗎，實不實？”
“我看沒問題，我們科的常松銘原來就是磚廠的文書，這件事的始末經過他都清楚，材料裡還有他的一份證明呢。
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磚廠領導是找他談過的，他态度極壞。
據磚廠老于反映，這個人自從入監以來，反改造情緒就很大，一直不認罪。
雖說口供是證據之王嗎，可他拒不承供難道就不處理了嗎？”
場長還沒答話，馬樹峰插問道：“是磚廠那個周志明？”
“就是他。
”獄政科長轉過臉來，“對了，馬局長知道這個人，七六年公安部還來人查過他的事嘛。
”
馬樹峰奇怪了，“地震期間的事兒，怎麼拖到現在才加刑？”
獄政科長解釋說：“因為那事出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