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準，撬抽屜的工具也是自帶的，這都說明他是有準備的，是看好了的！”
“目标選擇得準，說明罪犯對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盜竊的目的性很明确。
可是杜衛東隻去修了兩個小時的管子，他怎麼知道江一明隻在那一個抽屜裡放錢呢？按說他費了半天勁兒撬開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家，應該是亂翻亂找一通才甘心呢，噢，這麼幾十塊錢就心滿意足啦？這一點就不合理。
”
“江一明老頭兒原來倒是個殷實之家，可是上個月把全部近兩萬塊錢的存款交了黨費，這事９４１廠人人皆知，杜衛東決不會沒有耳聞。
再說，９４１廠是每月十九号發工資，發案時間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頭兒能有多少錢？能偷個幾十塊就算是大獲全勝了。
咳，問題根本不在錢多錢少，這些王八蛋賊養的，你就是有一毛錢他也偷！”
“那麼你們現在準備怎麼處理這個案件？”
“這一兩天内就寫出‘起訴意見書’往檢察院報請起訴。
這小子，有盜竊前科，刑滿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構成累犯，累犯從重，這回夠他一戗！”
周志明還了碗，兩人邊說邊走出食堂。
在門口，馬三耀說：
“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兒休息去了，剛才你們處裡來了電話，打到我們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
“什麼事？”
“不知道，好像是開會吧。
”
“那你晚上還在這兒嗎？有些卷我還沒看呢。
”
“還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麼名堂來？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來吧，我今天晚上值班。
告訴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訴意見書’往檢察院一報，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
今晚上你要是還挑不出刺來可就别怪我不給你看了。
”
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
下午，周志明在處裡的飯廳聽了一下午報告，是政治處從南州大學請來的一位講師講國際政治情況。
因為是要求全體幹部都要參加，所以科裡才打電話把他叫回來的。
一下午，說實在的，他幾乎就沒聽進去一個字，而把所有時間都用來梳理看完卷以後的麻亂頭緒。
搞案子非得這樣反複琢磨、反複想，直想得爛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時間、地點、條件、線索、原因、結果統統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來。
散會的時候五點了，在從飯廳回辦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記載的大緻情況，向段興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複雜，你現在有什麼看法了嗎？”回到辦公室，段興玉第一句話便這樣問。
“我？這個……”他苦笑着攤開兩手，“一下子接觸這麼多材料，還有些蒙，至少現在還看不出什麼問題來。
”
段興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陣，遲疑地說：“認定杜衛東盜竊的直接證據，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證據？”他心裡豁然一亮，一直潛在肚子裡的那個說不出來的朦胧感覺，竟讓段興玉的這句話一下子提綱挈領地點明了。
對了對了，從案卷上看，杜衛東雖然具備作案的時間條件，并且在現場留下了足迹，但這都是證明案件某一側面或某一片斷的間接證據，并不能像指紋那樣可以直接認定他的犯罪，也許他那天從晚上十點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實實地睡覺呢；也許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尋找彈簧尺而留下的呢！這都是不能排除于萬一的事。
抽屜上被扁平鏟破壞的痕迹，鑒定結論上隻說與杜衛東做木匠活兒的那把扁平鏟鋒口吻合，并沒有排除同類的其它工具，至于說杜衛東利用修管子的機會窺得财物，預先打開窗戶插銷，則更其屬于主觀推理了。
嚴格地看，認定杜衛東犯有盜竊罪的直接證據似乎一樣也沒有！
“對！對！”他不由鼓起掌來，“我就是這個感覺！”
段興玉還想說什麼，嚴君進來請他去值班室接長途電話，他臨走拍拍志明肩膀，囑咐說：“這兩天你再去刑警隊把情況了解詳細一些，重點是看有沒有政治性竊密的可能，有什麼想法帶回來商量，不管你和馬三耀多麼熟，在兄弟單位也不要指手畫腳的，發表意見千萬不要太輕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經過了大量查證工作才下的結論，況且這個結論還要經過檢察院的審查起訴和法院的審判活動兩道關口的考驗，案子究竟是錯是對，大家都在負責嘛。
”
他點點頭，心裡明白，段興玉說了這麼多，主旨還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興玉走後，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辦公桌的抽屜，嚴君走了過來。
“哎，剛才施肖萌來了個電話。
”
“她回來了？什麼事？”
“叫你下了班到慶豐路第一百貨商場門口去，她在那兒等你。
”
“到那兒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呢？”
“就說這個？”
“就說這個。
”
“你怎麼說的？”
“我說呆會兒告訴你。
”
“咳，我今天晚上還得上刑警隊去呢！”
“那我怎麼知道？你的事什麼時候也不跟我說……”
周志明笑了：“我這一天到晚，腦袋老跟桶糨子似的。
哎，對了，你跟小陸的事究竟怎麼樣了？真的，小陸人不錯。
”
“和小陸，什麼事？”嚴君很超然地問。
他看出嚴君的故意裝傻，說：“你說我的事從不告訴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訴我，對等，是吧？”
嚴君悶了片刻，“好，告訴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訴你，我這一輩子不結婚了。
”
嚴君動感情了，他趕快用半開玩笑的話把她的情緒隔斷，“好嘞！你這話可擱在這兒，我看你能堅持多少年。
”
嚴君臉上一點兒笑意也沒有，靠在桌邊發了半陣兒呆，周志明轉開話題，問道：“該下班了，還不回家嗎？”
他趕到慶豐路第一百貨商場的時候，施肖萌已經等得一臉不耐煩了。
“怎麼才來呀？你們單位接電話那個女的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下班前告訴我的，就是嚴君接的電話，你沒聽出來？”
“嚴君，噢。
”
“你什麼時候從自新河回來的？”他從肖萌肩上接過沉甸甸的書包，問道。
“今天中午才回來，走吧，咱們進去吧。
”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場的大門走去。
“幹什麼呀？你想買什麼，還非得叫我來？”
“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場還愁沒機會呐，你倒好，請你來還勉為其難的。
”
“好好好，逛吧逛吧。
”
“逛吧逛吧，跟應付差事似的。
”施肖萌嗔笑着使勁拽了他一下胳膊。
商場大廳裡，燈光亮堂堂的，因為正是晚飯時間，所以顧客不算太多。
一樓是賣食品和日用百貨的，他們沒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樓，肖萌拉着他直奔賣電訊器材的櫃台來了。
“媽媽好不容易答應了，讓我買一台那種二百塊錢的小錄音機，我是叫你來幫我挑挑。
”
“家裡不是有一台嗎？索尼四個喇叭的，相當不錯了。
”
“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帶到學校裡去。
”
施伯伯和宋阿姨對季虹的格外偏愛，是周志明早就感覺到的，而萌萌看來對此也十分習慣了，本來嘛，連她都是季虹帶大的。
他們在一位把臉闆得像塊三合闆似的女服務員那裡，買了錄音機，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根本不讓挑試，志明本想請她多拿幾個比比外觀，但一看那臉色，話簡直就說不出口了。
他抱着錄音機的紙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場，這才想起來問道：“這次上自新河轉一圈，怎麼樣？你也算是舊地重遊了。
”
“咳，就那麼回事吧。
上次去看你的時候，隻是覺得那兒荒涼、苦，這次去倒是變了不少，蓋了好多新房子，也幹淨整齊多了。
可那種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閉塞，弄得幹部一個個的都那麼沒水平。
”
“誰說的，好多幹部還是很不錯的。
”
“你跟我說的那個丁隊長，我也見到了。
”
“是嗎？”周志明興奮地擡高了聲音，“他問我什麼了嗎？你怎麼不早說！”
“當着那麼多同學，我沒跟他說你蹲監獄的事，光是随便聊了聊。
”
“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聲音，“你們聊得來嗎？”
“咳，就那麼回事吧，我還好，我們有幾個同學差點跟他辯論起來。
”
“噢？因為什麼？”他有點驚訝。
“那天正好是參觀犯人勞動，我們一個男生問他，現在對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沒有區别。
”
“他怎麼說呢？”
“他呀，他反問了我們一句，‘你們說的政治犯是什麼含義呀？’後來那個男生說，政治犯就是因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國家的監獄對政治犯就是優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關押，免除勞役，不加極刑，提供書報什麼的。
你猜他說什麼？”
“嗯？”
“他說你們不是學法律的嗎，你們當然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這個詞的。
如果硬按你們的分法那麼分的話，我們這兒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普通刑事犯，一類是反革命犯，他們同樣都是觸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應的懲罰和改造，而沒有任何高低貴賤之分。
其實他這叫瞎繞，反革命犯和政治犯還不是一回事嗎，隻不過咱們國家不願意把這幫人叫得那麼好聽罷了。
”
“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國家的政治犯在性質和對象範圍上都有不同，因為國家的性質就不同嘛。
難道反對無産階級國家的人和反對資産階級國家的人是一回事嗎，當然并不是說外國的政治犯都是進步的。
”
“你呀，幹脆給我念段《共産黨宣言》得了。
”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沒辦法，前些年搞階級鬥争，搞得洪洞縣裡沒有好人，現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沒有壞人了，一說起壞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覺着如何可恨，說起好人，先進人物，人們也不覺着多麼可愛，人間的規律，真是物極必反。
”
“那也要具體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槍斃大概也不會有人惋惜。
現在我們正在讨論刑法草案哪，我就覺得對那些小偷流氓太寬了，他不把你殺了，你就不能槍斃他，而政治犯呢，又沒強xx搶劫，嫖賭溜撬，隻是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坐牢，結果在十九條罪行中，就有十六條可以判處死刑的。
”萌萌争吵般的戗戗着。
他也擡高了聲音：“你以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嗎？對那些反對祖國，出賣祖國的反革命幹嘛要格外開恩？你周圍的那些同學都怎麼回事？淨是些非驢非馬的觀點。
”
路邊幾個行人停下步來看他們。
萌萌把聲調降下來：
“非驢非馬也不錯，那是騾子，正經也是一物。
”
話不投機，兩個人都閉了嘴，默默地在存車處取了車子，又默默地騎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無讨好地把話頭又扯了起來。
“哎，萌萌，向你請教個問題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
“向我請教？可不敢當。
”
“瞧你，還拿糖。
”
施肖萌臉上的不痛快釋解了，但還是矜持了片刻，才說：“什麼？你說吧。
”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說：“某地發生了一起竊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盜竊罪，但是原告隻能确認被告去過現場，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發案期間正在現場，換句話說，就是直接證據不足，而這個被告呢，雖然否認發案期間去過現場，但也提不出任何證據來加以證明，像這樣的案件法院該怎麼處理呢？”
“這算什麼？”肖萌好笑地偏過頭來，“智力測驗還是實際案例？”
“你别管是什麼，該怎樣處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連這個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
”
“不是，我不大清楚這類問題在刑法理論上怎樣解釋。
”
“這個問題跟刑法沒關系，這是屬于訴訟法範疇内的舉證責任問題。
按照咱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原則，隻有原告才負有舉證責任，被告是不負舉證責任的。
”
“……？”周志明費解地把眉頭打了個結。
“也就是說，原告必須負責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實，并且承擔舉證證明的責任，如果提不出證據或者證據不完全，就不能認為被告有罪，在這種情況下，被告是無須向法庭提出證明自己無罪的證據的，沒這個義務，就好比我說你殺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證據來，而你呢，卻完全用不着來解釋你沒有殺人或者不可能殺人，哪怕你根本解釋不清，隻要我這個原告提不出确鑿的證據來，法院就隻能宣告你無罪，不能判的。
”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
”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脫逃的事了，甘向前他們懷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證據來，反倒叫他拿出證明自己沒放的證據來，簡直不講理。
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氣問道：“理論上是這麼說吧，可實際上，什麼叫證據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證據的案件很常見，有時候幾個間接證據加在一起不也照樣判嗎？這種事多了。
”
“這一類案例我們上課的時候也講過，這就是運用證據的技巧問題了。
直接證據找不出來，間接證據如果充足，也可以連結成一條完整的、互相補充和印證的鎖鍊，比如，有證明作案動機的，有證明作案結果的，有證明作案條件的，還有其他證明氣候、證明光照度的等等。
反正這條鎖鍊運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
”
周志明沒有再說什麼，一腦袋亂麻麻的頭緒似乎開解了些。
看來馬三耀是對的，有現場勘查到的腳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動機，有作案時間，又有盜竊前科，所有這些間接證據有機地聯結在一起，當然，誰能說不可以定案呢？
“哎，”肖萌在身邊又開口了，“問你，你覺得嚴君這人怎麼樣？”
“什麼？嚴君，挺好呀，你怎麼想起問這個了？”他心裡有點兒明白，可還是淡淡地問。
“沒什麼，随便問問，我認識她嘛。
”
“好好的，幹嗎問起她來了？”
“好好的就不能問啦？我看……我看她對你還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