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 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1）

在商量請德·諾布瓦先生第一次來家吃飯時，母親說，遺憾的是戈達爾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斷絕了與斯萬的交往，否則這兩位陪客會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興趣的。

    父親回答說，像戈達爾這樣的顯赫上賓、著名學者，會使餐桌大增光彩。

    可是那位愛好賣弄、唯恐旁人不知自己結交了達官貴人的斯萬，其實隻是裝模作樣的庸俗之輩，德·諾布瓦侯爵會用”令人惡心”這個詞來形容斯萬的。

    對父親的這個回答我得稍加解釋。

    某些人可能還記得，戈達爾從前十分平庸，而斯萬在社交方面既謙和又有分寸，含蓄得體。

    但是我父母的舊友斯萬除了”小斯萬”、賽馬俱樂部的斯萬之外，又增添了一個新頭銜（而且不會是最後的頭銜），即奧黛特的丈夫。

    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機智服從于那個女人的卑俗野心，盡力建立一個适合于他伴侶的、由他們兩人共有的新的地位，這個新地位大大低于他從前的地位。

    因此，他的表現判若兩人。

    既然他開始的是第二種生活（雖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單獨來往。

    隻要他們不主動要求結識奧黛特，他不願意将她強加于他們），一種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交的人之間的生活，那麼，為了衡量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們的來訪給自己的自尊心所帶來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最傑出的人物，而是奧黛特從前的朋友，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即使人們知道他樂于和粗俗的官員以及zheng府部門舞會上的花瓶–名聲不好的女人來往，但他居然津津樂道地炫耀某辦公室副主任的妻子曾登門拜訪斯萬夫人，這未免使人愕然，因為他從前（至今仍然）對特威肯漢城①或白金漢宮的邀請都曾潇灑地保持過緘默。

    人們也許認為昔日風流倜傥的斯萬的純樸其實隻是虛榮心的一種文雅的形式，他們也許認為我父母的這位舊友和某些猶太人一樣，輪流表現出他的種族所連續經曆的狀态，從最不加掩飾的附庸風雅，最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最文雅的彬彬有禮。

    然而，主要原因–而且這普遍适用于人類–在于這一點，即我們的美德本身并不是時時聽任我們支配的某種自由浮動的東西，在我們的思想中，美德與我們認為應該實踐美德的那些行動緊密相連，因此，當出現另一種類型的活動時，我們束手無策，根本想不到在這個活動中也可以實踐同樣的美德。

    斯萬對新交無比殷勤，眉飛色*舞地一一舉出他們的姓名，這種态度好似那些謙虛或慷慨的大藝術家：他們在晚年也許嘗試烹饪或園藝，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壇沾沾自喜，隻能聽誇獎，不能聽批評。

    但一旦涉及他們的傑作，他們是樂于傾聽批評的；或者說，他們可以慷慨大方地贈送一幅名畫，可是在多米諾牌桌上輸了四十蘇卻滿不高興。

     ①此城是法國奧爾良王族流亡英國的居住處。

     談到戈達爾教授，我們将在很久以後，在拉斯普利埃宮堡維爾迪蘭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長久相聚。

    此刻，關于他，隻需首先提請注意一點。

    斯萬的變化嚴格說來無法使我驚訝，因為當我在香榭麗舍大街看見希爾貝特的父親時，這變化已經完成，隻是尚未被我看透罷了。

    再說他當時沒有和我講話，不可能向我吹噓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這樣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覺察到他的虛榮心，因為長時期形成的對某人的看法使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母親也是一樣，在三年裡，她竟然沒有覺察到侄女嘴上的唇膏，仿佛它溶解在流體之中無影無蹤了。

    直到有一天，過濃的唇膏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引起了所謂超飽和現象，于是從前沒有看見的唇膏結成晶體，母親突然看見了缤紛的彩色*，大叫可恥，如同在貢布雷一樣，并且幾乎斷絕了與侄女一切來往）。

    戈達爾的情況卻相反，他在維爾迪蘭家目睹斯萬跨進社交界的那個時期已經相當遙遠，而歲月的流逝給他帶來了榮譽和頭銜。

    其次，一個人盡可以缺乏文化修養，盡可以做愚蠢的同音異詞的文字遊戲，但同時仍可以具有一種任何文化修養所無法取代的特殊天賦，例如大戰略家或傑出醫生的天賦。

    在同行們眼中，戈達爾不僅僅是靠資曆而由無名小卒終于變為弛名歐洲的名醫。

    年輕醫生中之佼佼者宣布–至少在幾年内，因為标準既然應變化之需要而誕生，它本身也在變化中–萬一他們染病，戈達爾教授便是他們唯一能以命相托的人。

    當然他們願意和某些文化修養更深、藝術氣質更重的主任醫生交往，和他們談論尼采和瓦格納。

    戈達爾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學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當上醫學院院長。

    人們在晚會上欣賞音樂，戈達爾先生卻無意聆聽，而去隔壁的客廳裡玩牌。

    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診斷之敏捷、深刻、準确，令人贊歎不已。

    第三點，關于戈達爾教授對我父親這種類型的人所采用的聲調和态度，應該指出，我們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顯示出的本質可能是第一本質的發展或衰敗、擴大或減弱，但并不永遠如此，它有時是相反的本質，是不折不扣的反面。

    戈達爾青年時代的那種遲疑的神情、過分的腼腆與和藹曾使他經常受人挖苦，當然迷戀他的維爾迪蘭家除外。

    是哪位慈悲為懷的朋友勸他擺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于他的重要地位，這樣做是輕而易舉的。

    在維爾迪蘭家，他本能地恢複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現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言不發。

    而當他不得不說話時，他又往往采取斷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

    他将這種新态度試用于求醫者身上，既然求醫者以前從未與他謀面，自然無法作比較。

    他們如果得知戈達爾并非生性*粗魯，準會大吃一驚。

    戈達爾極力使自己毫無表情。

    他在醫院值班時，講述同音異義的玩笑引起衆人–從主任醫生到新來的見習醫生–捧腹大笑，而他的面部肌肉卻紋絲不動。

    由于他剃去了胡須，他的面孔也完全變了樣。

     最後說說德·諾布瓦侯爵為何許人，戰前①他曾任全權公使。

    五月十六日危機期間②他任大使。

    盡管如此，使許多人大為吃驚的是，他後來曾多次代表法蘭西出使國外執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債務監督，并施展他非凡的财務能力，屢有建樹，而這些使命都是由激進派内閣委任于他的。

    一般的反動資産者都拒絕為這個内閣效勞，更何況德·諾布瓦先生：他的經曆、社會關系和觀點都足以使他被内閣視為嫌疑分子。

    然而，激進派的部長們似乎意識到此種任命可以表明他們襟懷坦白，以法蘭西的最高利益為重，說明他們不同于一般政客，而當之無愧地被《辯論報》稱為國家要人。

    最後，他們可以從貴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劇情突變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關注中得到好處。

    他們明白，起用德·諾布瓦先生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他們不用擔心後者會違背政治忠誠，因為，侯爵的出身不僅不引起他們的戒備防範，反而使他們放心。

    在這一點上，共和國zheng府沒有看錯。

    這首先是因為某一類貴族從童年時起就認為貴族姓氏是一種永遠不會喪失的内在優勢（他的同輩人，或者出身更為高貴的人對這種優勢的價值十分清楚），他們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衆多資産者那樣費盡心機地（雖然并無顯著效果）發表高見，攀交正人君子，因為這種努力不會給他們增添任何光彩。

    相反，他們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擡高自己的身價，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往姓氏中添加原來所沒有的東西：政治影響、文學或藝術聲譽、萬貫家産。

    他們無意在資産者所追求的、無用的鄉紳身上浪費精力，何況得到一位鄉紳的無實效的友誼并不會導緻王侯的感激。

    他們将大量精力使用于能有助于他們擔任使館要職或參加競選的政治家身上（即使是共濟會會員也不在乎），使用于可以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内幫助他們進行”突破”的、聲譽顯赫的藝術家或學者身上，簡而言之，使用于一切促使他們揚名，促使他們與富人結成姻親的人們身上。

    馬丁·伊登 ①指1870年普法戰争前，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

     ②（前）指1877年5月16日法國内閣危機。

     德·諾布瓦先生從長期的外交實踐中吸收了那種消極的、墨守成規的、保守的精神，即所謂”zheng府精神”，這是一切zheng府所共有，特别是zheng府之下各使館所共有的精神。

    外交官的職業使他對反對派的手段–那些多少帶有革命性*的、至少是不恰當的手段–産生憎惡、恐懼和鄙視。

    隻有平民百姓和社交界中少數無知者才認為所謂不同的類型純系空談，但就大多數情況而言，不同類型的相互接近不是出于相同的觀點，而是出于同血緣的精神。

    像勒古費這種類型的院士是古典派，但他卻為馬克西姆·杜岡或梅西埃對維克多·雨果的頌詞①鼓掌，卻不願為克洛代爾對布瓦洛的頌詞②鼓掌。

    同一個民族主義使巴雷斯③與他的選民接近–後者對他和喬治·貝裡先生④并不細加區别–卻無法使巴雷斯和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們接近，因為後者雖然與他政見一緻但精神迥異；他們甚至不喜歡他而偏愛政敵裡博先生和德沙涅爾⑤先生；忠誠的保皇派感到與裡博和德沙涅爾十分接近，而與莫拉斯及萊翁·都德相當疏遠，盡管這兩人也希望王朝複辭。

    德·諾布瓦先生寡言少語，不僅出于謹慎穩重的職業習慣，還由于言語在此類人眼中具有更高的價值，更豐富的含義，因為他們為使兩個國家相互接近而作的長達十年的努力，在演講和議定書中，也不過歸納為、表現為一個簡單的形容詞，它貌似平庸，但對他們卻意味着整整一個世界。

    這位在委員會中以冷若冰霜著稱的德·諾布瓦先生在開會時坐在我父親旁邊，因此人們紛紛祝賀父親居然獲得這位前大使的好感。

    父親本人也感到驚奇，因為他脾氣不太随和，除了一小圈知已以外，很少有人和他來往，他本人也确認不諱，他意識到外交家的殷勤是出于一種由本人決定好惡的完全獨立的觀點；當某人使我們厭煩或不快時，他的全部精神品質或敏感性*就喪失作用，它們還不如另一人的爽直輕松能赢得我們的好感，雖然後者在許多人眼中顯得空洞、浮淺、毫無價值。

     “德·諾布瓦又請我吃飯，真是件大事。

    ”委員會裡大家都很吃驚，因為他和委員會裡的任何人都沒有來往。

    ”我敢肯定他又會和我講關于一八七○年戰争的扣人心弦的事。

    ”父親知道德·諾布瓦先生也許是唯一一位提請皇帝注意普魯士的軍備擴張和戰争意圖的人；他知道俾斯麥對德·諾布瓦的智慧表示佩服。

    就在最近，在歌劇院為狄奧多西皇帝舉行的盛大晚會上，報界注意到皇帝曾長時間接見德·諾布瓦先生。

    ”我得打聽皇帝的這次訪問是否确實重要，”對外交政策頗感興趣的父親對我們說，”我知道諾布瓦老頭守口如瓶，但他對我可無話不談。

    ” ①即對浪漫主義的頌詞。

    馬克西姆·杜岡(1822-1894)，法國作家；梅西埃(1829-1915)，文學批評家。

     ②即對古典主義的頌詞。

    克洛代爾（1868-1955），法國作家，布瓦洛（1636-1711），法國詩人。

     ③巴蕾斯（1862-1923），法國作家，宣傳民族主義。

     ④喬治·貝裡，先為保皇派、右翼議員，後接受進步思想。

     ⑤裡博，（1842-1923）法國政治家，多次連任法國财政和外交部長。

    德沙涅爾，法國政治家，主張共和制，曾在1920年擔任過幾個月共和國總統。

     在母親眼中，大使本人也許缺少最能使她感興趣的那種智慧。

    應該說德·諾布瓦先生的談話是某種職業、某個階層、某個時期–對于這個職業和階層來說，這個時期可能并未完全廢除–所特有的古老的語言形式之大全，我未能将耳聞如實筆錄下來，不免感到遺憾，否則我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創造語言老朽這個效果，正如羅亞爾宮那位演員一樣：有人問他從哪裡找到那些令人驚奇的帽子，他回答說：”不是找來的。

    是保存下來的。

    ”總而言之，我感到母親認為德·諾布瓦先生有點”過時”。

    就舉止而言，他并未使她不快，但就思想而言–其實德·諾布瓦先生的思想是十分時新的–或許遠不如說就語言表述而言，他在她心目中毫無魅力。

    不過她感覺到，如果她在丈夫面前對那位對他表示如此少有的偏愛的外交家稱贊一番，丈夫定會暗暗得意。

    她肯定了父親對德·諾布瓦先生的好評，同時也引導他對自己産生好評，她意識到這是在履行職責：使丈夫愉快，就好比使菜肴精美、使上菜的仆人保持安靜一樣。

    她不善于對父親撒謊，因此就培養自己去欣賞大使，以便誠心誠意地稱贊他。

    何況，她當然欣賞他那和善的神情、稍嫌陳舊的禮節（而且過分拘謹。

    他走路時，高大的身軀挺得筆直，但一見我母親乘車駛過，便将剛剛點着的雪茄抛得遠遠的，摘下帽子向她緻意），他那有分寸的談吐–他盡可能不談自己，而且時時尋找能使對方高興的話題–以及其速度令人吃驚的回信。

    父親剛寄出一封信就收到回信，父親看見信封上德·諾布瓦先生的筆迹，第一個反應是莫非這兩封信恰巧錯過了。

    難道郵局對他特别優待，加班為他收發信嗎？母親贊歎他雖百事纏身，卻複信迅速、雖交遊甚廣，但仍和藹可親。

    她沒有想到這些”雖然”其實正是”因為”，隻是她未識别罷了，她沒有想到（如同人們對老者的高齡、國王的不拘禮節、外省人的靈通信息感到吃驚一樣）德·諾布瓦先生正是出于同一種習慣而既日理萬機又複信迅速，既取悅于社交界又對我們和藹可親。

    再者，和所有過分謙虛的人一樣，母親的錯誤在于将與自己有關的事置于他人之下，即置于他人之外。

    她認為父親這位朋友能即刻複信實屬難能可貴，其實他每日寫大量書信，這隻是其中的一封，而她卻将它視作大量信件中之例外。

    同樣，她看不出德·諾布瓦先生來我家吃飯僅僅是他衆多社交活動中之一項，因為她沒想到大使昔日在外交活動中習慣于将應邀吃飯當作職責，習慣于表現出慣常的殷勤，如果要求他在我家一反常态地舍棄這種殷勤，那就未免太過分了。

     德·諾布瓦先生第一次來家吃飯的那一年，我還常去香榭麗舍大街玩耍。

    這頓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為那天下午我總算能看拉貝瑪①主演的《菲德爾》②日場，還因為與德·諾布瓦先生的談話使我驟然以新的方式感到：希爾貝特·斯萬及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所喚醒的感情與他們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多麼地不同。

     ①拉貝瑪與後文提到的貝瑪大媽是同一個人。

    在某些人名字前加上”拉”，是民間一種習俗用法。

     ②《菲德爾》，十七世紀古典主義劇作家拉辛的悲劇。

     新年假期即将到來，我也日益無精打采，因為希爾貝特親自告訴我在假期中我再見不到她，母親大概注意到我的神氣，想讓我解解悶，有一天便對我說：”如果你仍然很想聽拉貝瑪的戲，我想父親會同意的，外祖母可以帶你去。

    ” 這是因為德·諾布瓦先生曾對父親說應該讓我去聽拉貝瑪的戲，對年輕人來說這是珍貴的回憶，父親才改變一貫的态度–他反對我在他所謂的無聊小事（這種看法使外祖母震驚）上浪費時間并冒生病卧床的危險，并且幾乎認為既然大使勸我看戲，那麼看戲似乎成了飛黃騰達的秘訣之一。

    外祖母一直認為我能從拉貝瑪的戲中學到許多東西，但是，為了我她放棄看戲，為了我的健康她作出巨大犧牲。

    此刻，她無比驚異，因為德·諾布瓦先生的一句話便使我的健康成為微不足道的東西了。

    她對我所遵守的呼吸新鮮空氣和早睡的生活習慣寄托于理性*主義者的堅定希望，因此認為打破習慣便會招來災禍，她痛心地對父親說：”您太輕率了！”父親生氣地回答說：”怎麼，您現在又不願意讓他聽戲！多麼荒唐，您不是口口聲聲說聽戲對他有好處嗎？” 德·諾布瓦先生在對我至關重要的另一件事上，改變了父親的意圖。

    父親一直希望我當外交官，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