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十六歲。
在這個年齡上,我的行為舉動還像是一個孩子。
那是從西貢回國,同中國情人分别以後,乘夜車,從波爾多開出的列車,在1930年。
我是和我一家人在一起,我的兩個哥哥,還有我的母親。
在三等車有八個坐位單間車廂時,我想另外還有兩、三個人,其中有一個年輕人,坐在我的對面,他在看我。
他大概有三十歲。
那應該是在夏季。
我一直是穿在殖民地時穿的淺色裙衫,光腳穿一雙涼鞋。
我沒有睡。
那個男人問起我家庭情況,于是我就講殖民地的生活,下雨,炎熱,遊廊,與法國的不同之處,去森林遠足,我還要通過這一學年學士學位考試這一類事,無非火車上成了慣例的那種閑談,這時隻要把自己的故事,家裡的事照直說就是了。
後來,突然發現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的母親和我的哥哥車一開出波爾多很快就睡着了。
我說話聲音很低,不要吵醒他們。
如果他們聽到我講家裡的事,他們會吼叫、威脅我不許開口。
輕聲和那個男人談話,車廂裡另外那三、四個人也睡去了。
這樣就隻有那個男人和我醒着沒有睡。
就這樣,突然一下,開始了,就在同一時刻,轉眼之間,千真萬确,而且方式粗野。
在那個時候,這類事是決不說的,特别是在那種場合,這一來我們也就不可能繼續談話了。
彼此也不可能再看誰。
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被擊倒了。
是我,大概說必須睡一睡明天一早到巴黎不要太疲勞。
他坐在靠近門口的地方。
他把燈關了。
在他和我之間有一點空隙。
我伸直躺在長椅上,把腿攀起,合上眼。
我聽見他打開車廂門。
他出去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