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文人墨客，下至書吏衙役、市井流氓、青皮無賴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寫出了衆多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舉止、音容笑貌、欲望追求和精神風采，同時也展現了他（她）們迥然有别的個性特征。
這對于人們了解辛亥革命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現狀和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無疑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作者是以一位妓女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并通過她的大半生經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生活和現實關系。
然而，通過作品，人們不難看出，作者對于妓女這一舊中國特有的職業婦女的道德評判标準和價值取向卻是極其陳腐落後，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
按照作者的觀念意識，妓女，特别是胡寶玉這類檔次較高的妓女，與達官貴人、名士文人們交際，鬻歡賣笑，同枕共眠，直至做他們的小老婆，都是無可非議的，甚至還可稱為風雅；而一旦和戲子、馬夫等社會下層人物往來，打情賣俏，送暖偷寒，則被視為“淫賤”。
這種意識，顯然是建立在封建等級觀念基礎上的，是對封建尊卑秩序和封建特權思想的極力維護。
主要基于這種主觀傾向，作品對胡寶玉表現出嚴厲的指麗和明顯的貶抑，因為胡寶玉不僅與當時體面的上層官紳商賈往來，同時，與所謂的下層人物如戲子十三旦等人過從甚密，并且以真情投入。
胡寶玉這一形象的客觀意義，是作者的主觀傾向所限制不住的。
事實上，恰恰由于作者陳腐落後的社會道德觀念作祟，因而使得作品未能對社會、人生，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物的相互關系予以深入的開掘，障礙了作品主題的深化，因而具有明顯的平庸傾向。
小說在較為真實、客觀、形象地描寫妓女、嫖客的衆生相的同時，在頗為可觀的議論、叙述中暴露出自己的庸俗、淺薄。
藝術上也是如此，凡是在客觀、真實、形象的描寫、刻劃之中，的确不乏生動精彩之處，言行舉止，鮮活跳脫，宛然目前；一旦進入議論，則顯得枯燥少文，非惟不能點睛、本色，亦且迂腐無聊，大殺風景。
這是本書的一個特征，也是相當一部分晚清小說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
作品内容雖系青樓之事，但用筆嚴肅，無傷風雅，确如靈岩山樵序中所說：“筆纖而不涉于佻，事俗而不傷于雅。
”這既是當時的文學風氣使然，也表明作者無意于憑借過于暴露、富于挑逗的男女性事描寫取悅于讀者。
小說情節曲折，細節真實，叙事周詳，語言流暢，結構嚴整，具有較強的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