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的諸葛家住有諸葛珪之弟諸葛玄。
去年之前，他在左中郎将府擔任侍郎。
這是侍從宿衛之官，俸祿雖然隻有四百石，但作為中央政府官僚，有很多機會和高官打交道，因此前途被看好。
其兄諸葛珪官階稍高，但屬于地方官，故而一般視兩兄弟不分高下。
中央官僚雖然可以認識有力之士，但在收入方面并不豐厚，因為和地方人士并無幹系。
當地方官隻要有貪念，自然少不了賄賂，額外收入自不在少數。
就連西園賣爵的行情，相同官階，地方官也比中央官值錢。
諸葛玄之所以辭去侍郎返回故裡，是因為受不了洛陽的政争，回鄉和兄長商量。
“嗯。
現在陽都那邊也沒有較有力的親戚，我看你就暫時回家照料家族吧。
在宮中也夠辛苦的了。
”
諸葛珪也贊成他這麼做。
甘海從泰山帶信函抵達陽都的當天晚上，諸葛玄正在看一封朋友的信。
他經常收到在洛陽遊學時期的學友來信。
由于賦閑在家，通常是他這邊主動寫信，而平日看的東西也大多是學友的回函。
“聽說伍文被殺了。
”諸葛玄黯然地說。
“真可憐!”身邊的妻子低着頭歎道。
“第四個了。
”
在洛陽太學遊學的同窗好友中，不乏進入宦途者。
有些人後來已被官場新手奉為中流砥柱，可能因此樹大招風，而且難免卷入激烈的政争中，就連諸葛玄本人也在這一陣子落得如此下場。
同窗一個接一個成為政争的祭品。
今天諸葛玄由來函得知同期的伍文已遭暗殺。
“不，是第五個了。
”妻子輕聲說。
“是嗎？”諸葛玄仰望天井許久，“王勉也被殺了。
沒錯，五個了……”
東漢政權的根基在于權貴。
推翻篡取西漢的王莽的，的确是赤眉和綠林這類農民軍，但建立新政權的卻非這班人。
東漢開創者光武帝，便是站在權貴領導者的立場建立新政權的。
所以，東漢可謂是士大夫階級的政府。
然而，如同前面所說的，皇帝短壽、少帝即位的事情重複上演，政權遂旁落于外戚和宦官之手。
在皇帝*體制下，皇帝身邊的人力量變大是理所當然的事。
外戚雖有何氏這種庶民出身的例子，但概為士大夫階級。
在士大夫與宦官對立的局勢中，外戚被視為代表士大夫方面的勢力。
不過，在桓帝的時代，外戚梁冀一族遭到誅滅之後，皇帝身邊的外戚勢力沒落，淪為宦官專權的時代。
梁冀的沒落，不僅僅止于外戚的沒落，梁氏一族和孫氏一族(梁冀夫人的娘家)不分老少全被抄斬。
非但如此，和梁冀關系較深的大臣也遭連坐處死，株連達數十人，據說朝廷閣僚級官員僅有三人幸存。
在此情形下士大夫階級豈有不沒落之理。
專橫至極的宦官政權，自然引起士大夫的反抗。
被去勢的宦官中不乏暴虐傾向者，彈壓反抗的士大夫，其手段殘忍無比。
洛陽太學有三萬名學生，諸葛兄弟列名其中，但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權貴子弟。
血氣方剛的這批人當然站在反宦官的第一線，其中既有出自單純理念而高舉反宦官風潮的旗幟者，也有因要職為宦官所奪而對此反擊的志在攀升者。
當時還沒有科舉這種考試用人的制度，官吏采取推薦制。
有推薦資格的人必須是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之流，和地方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員。
然而，由于宦官勢力擴張，宦官也被賜予推薦權。
不過，甘願接受宦官推薦的人通常也不是什麼善類。
有時宦官甚至推薦自己的傭人、奴隸去擔任縣令等級的官職。
士大夫階級的危機感日益強烈。
科舉以前官吏的錄用稱為“孝廉”，推舉所謂孝順且清廉的人物。
這種德操是無法像紙上考試那般評出分數的，主要依賴衆人的評價。
太學學生反宦官風潮之所以流于過激，是因為有的人想借此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便無法博取評價。
剛直之士李膺，擔任司隸校尉(負責京都治安，為二千石之官)時曾經處死權勢宦官之弟，而遭宦官憎恨，終被以“勾結徒黨，诽謗朝廷”的罪名逮捕。
被視為其徒黨者有二百餘人亦遭逮捕。
時間在延熹九年(166年)，即孔明出世前十五年。
然而逮捕李膺衆人茲事體大。
在審理階段，宦官的胡作非為逐一被曝光，隻要一查李膺衆人的“犯行”，便可知道處罰他們的宦官幹了何等勾當。
事關宦官的惡行，“冤獄”之聲不胫而走。
最後，被逮捕者釋放，而以終身禁锢于其原籍地結案。
此即“黨锢之禍”。
禁锢隻意味不得錄用為官，并沒監禁。
他們雖被宦官稱為“黨人”，但士大夫方面卻興起以被捕為榮的風潮。
某位将軍甚至因沒被逮捕而自覺羞愧，遂供稱自己推薦的人系黨人，要求盡速将其逮捕。
第一次黨锢之禍隻是對反宦官運動的彈壓，但三年後發生的第二次黨锢之禍，則肇因于誅殺宦官的密謀走漏風聲。
宦官方面認為這是第一次處分過輕所緻，于是這次斷然酷殺一百餘人，黨人五等親以内或門第任官者一律解職禁锢。
一旦下獄即受到殘酷的拷打，被套上首枷、手铐、腳鐐，蒙受階下之辱。
手段之殘忍遠非外人所能想象。
諸葛玄的同窗中，有四人因黨人之名遭到處刑、暗殺。
而其中一名同窗王勉系接受宦官推薦就任官職，為宦官效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