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不喜歡秋天和冬天，因為這兩個季節給他肉體上造成很多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急地盼望夏天快到。
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隻向自己承認這一點，也使他感到非常難過。
現在隻有兩條出路：要麼承認自己經受不了緊張工作帶來的種種困難，承認自己是個殘廢；要麼堅守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為止。
他選擇了後一條。
有一回，專區黨委常委會開會的時候，專區衛生處長巴爾捷利克，一個做過地下工作的老醫生，湊到保爾跟前，說：“保爾，你的氣色很不好。
到醫務委員會檢查過嗎？身體怎麼樣？大概沒去過吧？我記不清了。
反正你得檢查一下，親愛的朋友。
星期四來吧，下午來。
”
保爾有事脫不開身，沒有到醫務委員會去。
可是巴爾捷利克并沒有忘記他，親自把他拉到自己那裡。
醫生給保爾仔細檢查了身體，巴爾捷利克也以神經病理學家的身份參加了。
檢查之後，寫了如下處理意見：醫務委員會認為柯察金同志必須立即停止工作，去克裡木長期療養，并進一步認真治療，否則難免發生嚴重後果。
處理意見的前面，用拉丁文寫了一長串病名。
從這些病名中，保爾了解到的隻是：他的主要災難不在腿上，而是中樞神經系統受到嚴重損傷。
巴爾捷利克把醫務委員會的決定送交常委會批準，沒有一個人反對立即解除保爾的工作，但是保爾自己提議，等共青團專區委員會組織部長斯比特涅夫休假回來之後他再離開。
保爾怕丢下專區團委的工作沒有人負責。
這個要求雖然遭到巴爾捷利克的反對，大家還是同意了。
再有三個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
抽屜裡放着到葉夫帕托裡亞去的療養證。
保爾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緊了。
他召開了專區團委全體會議，為了能夠放心離開，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當。
就在他要去休養，要去看他一生中從未見過的大海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事，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下班以後，保爾來到黨委宣傳鼓動部辦公室，坐在書架後面敞開窗戶的窗台上，等着開宣傳工作會議。
他進來的時候，辦公室裡沒有人。
過了一會兒，進來幾個人。
保爾在書架後面，看不見他們，但是從說話聲音裡聽出有法伊洛。
法伊洛是專區國民經濟處處長，高高的個子，一副軍人派頭，長得很漂亮。
保爾不止一次聽說他愛喝酒，見到好看點的姑娘就糾纏。
法伊洛過去打過遊擊，一有機會就眉飛色舞地吹噓，說他每天都砍下十個馬赫諾匪幫的腦袋。
保爾非常厭惡他。
有一回，一個女團員找到保爾，大哭一場，說法伊洛答應同她結婚，可是同居了一個星期以後就抛棄了她，現在見面連招呼都不打。
監察委員會調查這件事的時候，那個姑娘拿不出證據，法伊洛蒙混過了關。
可是保爾相信她說的是實話。
保爾留心聽進屋的人說話，他們不知道他在裡面，其中一個人說：“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麼樣？又搞了點新名堂沒有？”
問話的是格裡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貨。
格裡博夫淺薄無知，是個大笨蛋，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也當上了宣傳員，而且很愛擺出一副宣傳家的架勢，不管什麼場合，一有機會就顯示一番。
“你給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羅塔耶娃搞到手了。
你還說成不了事呢。
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個娘們，你就放心吧，我準能……”法伊洛接着說了一句不堪入耳的髒話。
保爾感到神經一陣震顫——這是他極端憤怒的征兆。
科羅塔耶娃是專區黨委的婦女部長。
她和保爾是同時調到這裡來的。
共事期間他們成了好朋友。
她是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黨員，對每一個婦女，對每一個向她求助或請教的人，她都熱情接待，體貼關懷。
科羅塔耶娃受到專區委員會工作人員的普遍尊敬。
她還沒有結婚。
法伊洛講的無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沒撒謊嗎？她可不像是那種人。
”
“我撒謊？你把我當什麼人了？比她強的我也搞到過。
這得有本事。
一個娘們一個樣，要用不同手段來對付。
有的當天就能弄到手，這樣的當然是不值錢的貨。
有的得追上一個月。
要緊的是要會打攻心戰。
幹什麼都有一套專門的辦法。
老弟，這可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我在這方面是個專家。
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鳴得意，興奮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一小群聽衆慫恿他往下講，他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細節。
保爾站起身來，攥緊了拳頭，他覺得心在急劇地跳動。
“像科羅塔耶娃這樣的女人，你想碰運氣，輕而易舉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夢，可是把她放過去，我又不甘心，何況我跟格裡博夫還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賭。
于是我就開始運用戰術。
假裝順便走進她屋裡，去了一回，又一回。
一看，不行，她盡給我白眼。
外面對我有不少流言蜚語，說不定已經傳到她耳朵裡去了……一句話，側擊是失敗了。
于是我就迂回，迂回。
哈——哈！……你明白嗎，我跟她說，我